古代中国即便在文化优势时代也不会刻意进行文化输出
决策机制产生不同的对策
第一财经：日本在武汉发生疫情后，很快援助了医疗物资，并写上了中国古诗词，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热议。不过其后当日本自己的疫情有蔓延趋势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日本政府似乎反应有点慢？
石晓军：日本政府做什么事情，必须在现行的法律法规框架之内进行，如果出现紧急状态时，政府的新对策也需要经过专家论证，通过国会的充分讨论，建立起新的相关法律法规之后才能加以执行。疫情开始扩散至日本时，由于现行法规没有赋予日本各级政府禁止民众外出的权力，因此日本不可能照搬中国的做法，只能是呼吁、提请、要求民众“自肃”，即自我管控，尽量减少外出、聚会等。
对于日本政府的疫情对策，日本国内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但主要是批评政府应对有些迟缓，错过了最佳的防疫时期，而不是批评没有采取强制居家、封城等做法。不过因为疫情信息透明度较高、政府和民众之间基本相互信任等因素，日本民众总的来说比较配合。同时，日本民众长期形成的良好公共卫生习惯、公共道德规范等，又使得这种以“自肃”为主的做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虽然感染一直在扩大，但并没有大规模暴发。当然，以后随着疫情的变化扩大，日本的对策肯定也会有所调整变化。《日本的世界观：两百年的变迁》[美]马里乌斯·詹森 著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2月版所有落后文化都有模仿过程
第一财经：日本不管在唐朝还是近代，都很善于有选择和修改地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为何日本这么善于“学”而不是一味模仿？
石晓军：这个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方面已经有许多论著做过探讨分析，包括詹森的《日本的世界观》，在这里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以下几点容易忽略的地方。
首先，日本之所以要积极主动地摄取外来文化，当与日本所处地理位置有关。日本是一个远离大陆的岛国，距离欧亚大陆的任何一个文明都相当远，即便距离最近的中国文明中心地带，也至少有数千公里之遥，而且其中还横亘着直线距离达八百公里以上的一片海洋。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夸张地形容这片海域，很容易给人以误导。实际上，在轮船、飞机等近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日本如果不主动去摄取的话，大陆的先进文化很难自然流入日本列岛。这一点似
乎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实际却往往容易被我们忽略。
同样，日本之所以能在汲取其他文化时有所选择取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日本列岛远离大陆，使其具备了可以选择取舍的客观条件，不用全盘照搬。
其实对于外来先进文化，日本是既引进也学习，或者说边引进边学习。无论是古代向隋唐时代的中国学习而形成唐风文化，还是近代“脱亚入欧”带来的大规模西化浪潮，日本都有一个引进的过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其实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所有文化落后地区从文化发达地区导入其先进文化时，也都有一个模仿的过程，中国也不例外，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常见现象。
但问题在于，不能只引进不学习，一定要边引进边学习，对引进的事物加以充分理解、消化，然后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取舍。我觉得这一点，恐怕正是考察日本如何汲取外来先进文化问题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古代日本对中国既“敬”又“畏”
第一财经：在近代之前的中日关系上，为什么日本处于中国的文化轨迹上，但政治上又不是，“中国模式”传到日本后，很快就被修改得难以辨认？
石晓军：在西欧北美的势力及影响大规模进入东亚之前，中国可以说是日本唯一的外来影响，包括佛教基本也都是通过中国来接受的，当时的中国对日本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日本从各个方面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倘若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深入的理解，将无法深入理解日本文化。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早发展起来的文化中心区域之一，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周边诸国学习的一个榜样。在这种背景下，古代中国统治者们认为自己当然应该是所处“天下”的政治领袖，遂通过“册封”“羁縻”等方式，将周边诸国在政治上也纳入自己的名下，力图建立一个以中国天子为顶点、同心圆般圈层状的“天下”帝国。从汉唐至明清，各个时代虽然情况不尽相同，但中原王朝基本上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
然而文化和政治虽然有密切相关，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古代日本的角度来看，虽然倾慕中国的文化，愿意积极地摄取并选择性地吸收，但不愿在政治上完全沦为中国王朝的附庸，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定的反弹。譬如日本遣隋使携带的国书中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这种表现，就可以说是一种谋求对等的试探，尽管其所使用的“天子”一词，为具有浓郁华夷思想的隋炀帝所不能容忍，并引起了一次外交事件。这个事例恰好典型地反映了古代日本统治者对中国王朝的一种态度。
总体而言，古代日本对于中国王朝的基本心态可用“敬畏”两字来形容，即既“敬”又“畏”。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接受，比如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全面导入了汉唐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行政、土地、赋税等各种制度，却并没有引入科举、宦官制度。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前近代漫长的中日交往史上，上述情况也并非常态。在很多情况下，日本统治者也会按照中国王朝希冀的方式来进行交往。古代日本和中国王朝之间，之所以可以长期保持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与我前面谈到的地理因素也有关系。
李鸿章出访无法与岩仓使团相比
第一财经：近代日本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出现了岩仓使团。晚清李鸿章也曾率团游历欧美。你怎么看两者的区别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石晓军：其相异之处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其一，岩仓使团是在 1871~ 1873 年间历访欧美十余国，历时21个月。李鸿章使团访问欧美八国是在 1896 年，不仅前后相差了25 年，而且访问时间只有岩仓使团的四分之一左右。19世纪晚期正是世界以及东亚局势急剧变动的时代，70年代初的出访与90年代中期的出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岩仓使团是在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随即派出的重臣使节团。一百多人组成的使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改革派精英人物，个个年富力强，例如使团特命全权大
使右大臣岩仓具视时年47岁，伊藤博文时年31岁，使团的人其后都成了日本近代国家的主要设计者或执行者。李鸿章率领四十多名随员出访时已年过73岁，而且还被免职闲居在家，清政府让其游历欧美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安抚慰劳性质。
其三，李鸿章使团虽说是游历了欧美八国，但最主要是为了访问沙俄，出席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加冕典礼，并顺便代表清廷在《中俄密约》上签字，所以在俄国滞留时间最长。对于其他各国的访问，基本上都是蜻蜓点水式的礼节性访问，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而岩仓使团出访就不同了，目的非常明确，即对西方各国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在选拔使团成员时也注意吸收各方面英才。岩仓使团也与一千多年前的遣唐使一样，还包括几十名留学生同行，这些青少年留学生后来也成为日本各个领域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
仅仅从上述几点来看就可以知道，李鸿章游历欧美与岩仓使团对西方各国的考察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史学界倒是经常把1868~1870年间，清政府派往欧美的蒲安臣使团与岩仓使团放在一起对照比较。蒲安臣使团是清政府委任卸任美国驻华公使Anson Burlingame （中文名“蒲安臣”）为钦差大臣所率领的使团，但从留下来的资料看，虽然也对西方各国的物质文明及风俗习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对社会制度以及精神文化却不太关心，同时也没有留学生同行。这些都与岩仓使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古代中国对外克制谦虚
第一财经：詹森谈到中日历史上的互动时，提到中国提供了非常特殊的模式，“没有刻意去宣扬自己，因为它没有必要这样做，中国克制谦虚”。你认为中国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像西方在殖民扩张过中会强制推行他们的文化和政治？
石晓军：詹森提到的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这也正是我特别想强调的地方。纵观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在中国居于文化优势的时代，历代王朝并没有刻意地主动地向日本进行文化输出，也没有刻意去宣扬。其实不仅对于日本，中国对于其他地区也是如此。究其原因有很多，重要的可能有下述这么一些因素。
首先应当是与传统的华夷观念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有关。古代中国长期处于文明的中枢地位，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自豪感和优越感孕育出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自誉为“天下”即当时人眼中的“世界”中心的同时，将周边诸国及地区一概贬称为“蛮夷戎狄”，视为文化沙漠。通常把中国与周围其他国家的关系比作“犹太阳与列星”，认为其他国家绝对离不开中国及中国文化。
这种意识与心态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古代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既然是“天下（世界）”的极致，是四夷顶礼膜拜的学习对象，周边诸国自然会络绎不绝地主动前来中国朝圣取经，因而无需中国主动出击，四处推销自己的文化。同时，在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中，作为“圣人”的中国天子应当是以“德”治“天下”，即并非依靠武力，而是凭藉天子的教化力量去实现对于
“天下”的统治。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不能简单地从地理或种族的角度来诠释。比如“华夷”观念，是将“天下”分为“华”与“蛮夷戎狄”两个方面，强调两者的对立与不同，因而给人以强烈的地域及种族歧视的印象。但是华夷思想观念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续，为汉族以外的各族所接受（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显例之一），而且后来也为古代东亚其他国家所接受。比如古代日本以及古代朝鲜都有着以自己为“华”，视其他国家为“蛮夷戎狄”的时期。
应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解释“华”与“夷”之间的区分标准既不是地域，也不是种族，而是一个“礼”字。关于这个“礼”字，可以有
很多种解释，但都是文化的概念，也就意味着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华”与“夷”的地位是可以转换的。这也正是东亚诸国也接受了华夷观念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是不需要刻意输出的，詹森所说的古代中国没有必要这样做，其实也就是在讲这个意思。正因为近代之前的中国各王朝并没有刻意向周边诸国推广输出自己的文化，所以才使得周边各国可以自由地选择取舍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摄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其使得日本有机会比较从容地选择、咀嚼、消化、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也使得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呈现出了间歇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