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邦达列夫：我们这一代人从战争中学会了爱和信任，恨和否定
云也退/文
学业将尽，情窦初开，迷人的可能性正在前方若隐若现，正当此时，国家突然陷入了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战——一个男孩赶上这般命运，他事后会作何感想？以及，他有没有“事后”感想的机会？这，就要看看尤里·邦达列夫怎么说了。
在有机会说这话的人中，他不是最后一位，最起码也是位列倒数。今年97岁的他在过完生日后不久逝世。他差不多快要被人忘了，就像他所拿过的两枚勇气勋章，以及发给他勋章的那个国家——苏联一样。邦达列夫为这个国家战斗过，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场“伟大战争”中，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用自己的经历写出了小说。俄罗斯人还没有忘记《热的雪》这个书名，它的影响力至今仍在；不过，远去的战争终究也会把小说带得更远。
成人礼
必须先有憧憬，然后才有震撼——倘若1941年夏天，那个17岁的莫斯科男孩对尚未打响的战争就有了虚无主义的判断，那至少证明教育是失败的。在邦达列夫的一则散文中，我看到他在记录当年的时刻时，设法不让回忆受后来的情绪所影响。他说，自己在步兵学校读书，暑热中，教员汗流浃背地讲解着火力图，不时激起他对建立功勋的向往。不朽，那是真的存在的；荣誉，每个男人都得追求。当然还有爱情。邦达列夫说，那是一桩不知所云的恋爱，他恋慕的姑娘来自哈萨克西北部的阿克纠宾斯克，两人分别时，相约战后聚首，他相信，她会在“那个窗灯明亮的小院里夜夜耐心地等待着我”。战争俨然就是一场成人礼，是对他可以进入一种“永恒的生活”的批准仪式。
随后，他笔头一宕，写下一个反问句：“难道这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
这样的反问句，或者类似反问句的、充满了不甘心的疑问句，在这本名叫《瞬间》的散文集中所在多有。每一个问号中都凝聚着或多或少的沉痛。他若写成“这难道不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吗？”就会柔和许多，认命许多，可他说“难道这就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这就是不屈的怨诉：这场成人礼太猛，太狠，它把“我”直接从17岁催熟成了一切都看得透透的50岁、60岁、70岁的人了。
从第一发炮弹、第一声枪响、第一具尸体开始，他就全明白了。一切梦都碎了。从今往后，只有活下去是最大的价值，至于功勋、荣誉，即便不是谎言，也是要推到其次的考虑。在《瞬间》中，他每当写到记忆中的女孩时，就尤有痛心疾首的况味，因为那是被生生打断了的梦境，因为他连越轨的体验、连失恋的机会都被生生剥夺了，连回忆一两张精巧的面孔这样的事情，他都做不到了。他能不怨恨战争吗？他能不怨恨自己的生年——1924年吗？列宁去世不到两个月，他，尤里·邦达列夫出生了。没有人告诉他说，1941年夏秋在静静地等着他。
死亡的色子
《热的雪》这部长篇小说，是邦达列夫1969年发表的。此时战争已经过去了25年，然而书中那些红军战士的言语依然具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当下性”，邦达列夫丝毫没有出于虚构艺术的考虑，或为了更加深刻地“回眸”，而去刻意地设计它们。恐惧是下意识的反应。读者们读到库兹涅佐夫的话，就该明白这本书要写怎样的战争和怎样的人物了：“我为什么怕死呢？我害怕弹片削进脑袋吗？我该跳出战壕，却无力这么做，我准备好了要上阵，身体却还在这里。
离开战壕后，我可就没有保护了……”
“在这场战争中，我会死的……不，我不会死……不，我一定会死……不会的，我一定不会死……”在战壕里待过的人，谁心里没有掷过这种色子，谁就是一个纯正的傻子，是人性不幸没有覆盖到的空白。库兹涅佐夫无数次下了必死的决心，而且决意要死得安详，不哭不叫——他希望这样想能让他坚强些。吊诡的是，当他坚强起来的时候，他反而相信自己不会死了：我这么心胸慷慨的人怎么会送命呢？难道心胸慷慨不该得到回报吗？当德军的坦克发起总攻时，库兹涅佐夫暗暗给自己打气：我只要心里想着“我不会死”，我就一定能不死。
《热的雪》的读者将忘不了那些坦克，即便仅仅形诸文字，也教人头皮发麻。事实上，邦达列夫的战争记忆中，1943年秋在德军坦克面前突围的那一战，也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场面之一。他在《瞬间》中，将这次战斗写在了一则以“疟疾”为主题的小文章里。他回忆着儿时犯过的一次疟疾（显然是17岁之前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他描写着谵妄状态下脑波的运动，幻觉的纷呈，惊恐情绪杂布其间，然而写着写着，他就转入了那块处在坦克炮口之下的无名高地了。“这次战斗中，”他说，“我们炮兵连的武器全部被打毁。”
这是谵妄导致幻觉的一部分——没错，邦达列夫想象着那个曾是自己的孩子梦见了未来战场上的自己，他正独自躺在高地上，在被炸毁的大炮和弹坑旁边。在这种“过去未来进行时”的时态下，那个士兵也在回想几秒钟前的过去“：最后几秒，一股炽热的气浪冲击了我的胸部，于是，眼前一片黑暗，我重又做起了没做完的童年时代的梦，也可能是重新陷入了从前发疟疾时的谵妄。”他回忆童年的自己如何梦见了一个未来的自己，而这个相对于眼下的他来说是过去的“未来的自己”却又梦回童年：就只能这样梦中套梦地梦下去；他躲去另一个噩梦里以摆脱这个噩梦，然后再从那个噩梦逃回原地，再出发……无休无止。
为了驱散对战争的余悸而咀嚼生病的记忆。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而就在高地上，他还记得，那九死一生的时刻自己梦见了女孩。那是他六年级的同班同学。他看不清她的模样，“可是感觉她就在我身旁”。这太真实，真实到如临其境：一个命在须臾的大男孩，不顾一切地企图抓住活生生的肉体，哪怕只是感觉和想象出来的肉体。因为他不想就这样失去本该属于他的东西，他甚至要靠它来拯救，就仿佛那个女同学是真实的，而尸堆里的他才是尤里·邦达列夫虚幻的一样。对那一刻的回想，他照例以问句结束“：为什么？我为什么想起了她？”
他很可能只是心有好感，并没有机会和女孩好好说些话。但在那一刻——捞到篮里都是菜了。全天下有名无名的军人墓里，不知封存着多少这样的念想。它们若是全能破土，世界将返归莽莽原林。
离经叛道的真实
从战争中走回来的苏联男儿，势所必然地要有一部分写起了书。对俄罗斯/苏联来说，文学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倒不全是因为在19世纪，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等人立下了丰碑，应该这样讲，文学是俄苏人民最重要的“集体情感出口”，承担了其他文艺形式都无法匹敌的重任。在1940年代末，邦达列夫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951 年他加入了苏联作协，到1957年，他发表了中短篇集《请求火力支援》，大受读者喜欢，基本确立了名作家的地位。对故事中战士的处境，用“煎熬”二字描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更加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证明，并不完全系于誓死抵抗到最后一枪一弹。
这是邦达列夫离经叛道的地方，也是苏联批评界当时有所非议的原因所在。说白了，正统的批评人士总是希望战争小说能够树立楷模、塑造读者，而邦达列夫的写作却从另一个角度教育读者，他过于激进地把“英雄”还原成人，把通常被冠以“伟大”的战争还原成一群人开展“谁死得更晚”的比赛。在苏联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评家列昂尼德·索勃洛夫就说，像邦达列夫这批新涌现的作家，他们热衷于讲述一些他们独家掌握的战争中的事实，凭此，他们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文艺总路线，讨好读者的猎奇心。
那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奠定经典地位的苏联文学，中国人听着耳熟的还相当不少：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较晚的还有1959 年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晚至1972年，还问世了大名鼎鼎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作品的共性，就是在描写战争时都要揭示战争善恶两方，要标举何种举动、何种决心为伟大。邦达列夫如能被纳入这一流派，他的日子会舒服很多。
可这不容易。索勃洛夫暗示说，他应该写得积极向上一些，人物更富于英雄气概一些，不宜让“真实”二字羁绊了脚步；他们赞美《请求火力支援》是佳作，因为它歌颂了英雄主义，然而对《热的雪》就很难给出很积极的评价。小说里的每个“英雄”或多或少都纠缠在畏死之中，他们的牺牲似乎更多的只是“阵亡”，况且死的人也太多了点。
还有另一部分批评家，他们的意见更为有趣，他们说，战争记忆已经在邦达列夫心里沉淀很久了，他理应消除掉那些太直白的内容，而写出一些富有世界眼光的深邃之作来。《热的雪》等都过于自然主义了，只有表现而没有“沉思”。持这种看法的人，都是从各种书本资料中获得相关知识的。他们所认知的真实跟邦达列夫认知的真实完全不一样。在 1969年，颇有一些人认为，必须以宏大的“全球眼光”来再现二战，战壕的第一手经验假如不该废弃，也得降一个等级。
来自战场的邦达列夫，无论如何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可当时，面对诸如“思想太弱、感受太强”的代表性批评，他没有反驳。他的沉默等于是告诉主流说：我不愿与你们为敌。正因此，邦达列夫不久就不再被看作一个异常者
了。他被笼统地吸收进了苏式现实主义流派之中。他要继续出版作品，不会有障碍。
但他后来的作品却再难有《热的雪》的成功了。从七八十年代的《岸》《选择》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的《百慕大三角》，转入“社会伦理写作”的邦达列夫以五年一本的速度出书，十分踏实，但也再难找回昔日的感觉。在《热的雪》中他是普通一兵，为青春被粗暴地取消、生命被疯狂地消灭而愤怒，可到了后期，进入体制的他总要持一点苏联/俄罗斯的大国立场。那些人物的命运不管如何浮沉动荡，邦达列夫的忧愤似乎都落在了这样一个认识上：他们的沦落失德是国家和民族的羞耻。
战争是什么？
他在《瞬间》里谈写作，说到了自己早期的三部作品：
“一切在现实中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有当我写了出来和记录在纸上之后，我才能真正领会它们——于是，我不再回想那些已经为我所用的记忆，尽管反映在书上的东西明显地不同于过去某个时刻真正存在过的东西。我是否在《请求火力支援》中成功地描绘了秋天的第聂伯河，在《寂静》中成功地表达了归来的‘气氛’或是在《热的雪》中描写出了战斗的疯狂？可是现在我已摆脱了过去我与这些事件相关联的某些感觉与回忆。”
在这些方面他都是成功的。因为他在第聂伯河战斗过——那支深夜渡河，然后在岸边死守无名阵地、昼夜无望地请求支援的小部队里，是有他的某个分身的，或者说，有人代替他死在了那里；后来，他也随得胜的部队西进到过乌克兰，到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解放那里被纳粹蹂躏的人民。如果说，战争也能留给人什么巅峰的愉悦体验的话，那就是重访被自己解放过的故地。邦达列夫曾在一个春夏之交，在宜人的气候中，同一位亲密老友无忧无虑地闲聊时，说起1943年收复基辅后乘胜追击，攻下乌克兰西部重镇日托米尔的情形。那炮筒子还是炽热的，但德国人已撤走，他们在军需库里丢了成千上万的香槟酒，都被红军战士拿来畅饮了。
也只有战争能像磁石吸附铁屑一样，把那些最小的碎末也给拉动起来。在一则题为“草原”的小文章里，邦达列夫说起童年的他在世间万物面前所感受到的那种默默的狂喜之情。他随家人出游一日，一整天沉浸在欣喜和满足之中，晚一些的时候，他们路过一个村庄，父亲把枪放在身边。孩子问为什么，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附近的村子里最近打死了三个人。
原来是死人了。孩子吃惊地追问父亲说：你杀过人吗？杀人可怕吗？为什么？……困惑的铁笼从天而降，罩住了他柔软洁净的世界。当21岁，邦达列夫从战场上归来，“那以后我再也没向父亲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战争是什么？“战争——这是痛苦的汗和血，这是每次战斗后团部文书那里不断减少的花名册，这是全排剩下的最后一块面包干——这块面包干还要由幸存的五个人匀着吃，这是一饭盒池塘里的铁锈色脏水，这是人们抽得直烧到手指的最后一根香烟，这是盯着正在开过来的坦克群的瞄准手。”光凭修辞是达不到这样的感染力的，不过，如果一个人不能充分地和他的原材料融为一体，他也无法准确地传达那种作为人生底色的沉痛和凝重。
抛开意识形态的固见，我们会在苏俄作家的写作里发现一种独特的感伤气氛。它是地域性的和民族性的，丰富辽阔的自然场景会激发悲伤，而“战斗民族”那种铁与火的历史记忆又有所助燃。在邦达列夫写来，战争是一座严酷的学府：“我们这一代人从战争中学会了爱和信任，学会了恨和否定，学会了笑和哭。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在和平生活中由于司空见惯而失去价值的东西，那些变得平淡无奇的东西。”这些话一点都不深刻，无需理解，只需动容，为着这些“瞬间”：“在街上偶尔看到的女人的微笑，五月的黄昏那蒙蒙的细雨，水洼里闪现着的路灯的倒影，孩子的欢笑，第一次说出的‘妻子’这句话，以及独自做出的决定。”
《女演员之死》《岸》《热的雪》《最后的炮轰》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4月版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2月版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1924年3月15日~2020年3月29日）
生于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卫国战争参加者，战后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曾获列宁文学奖、国家文学奖、肖洛霍夫国际文学奖等，并任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如《最后的炮轰》《营队请求炮火支援》《热的雪》《岸》等均有中译本，并多次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