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因新冠再度畅销，流行病或明或暗与人类命运相随
早期信息不透明，戴口罩、居家隔离、建方舱医院……年初新冠疫情高峰时，一篇写1918年大流感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里面还援引了一句黑格尔的名言：“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
关于1918年大流感的书很多，美国历史学家约翰·M·巴里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无疑是其中经典。该书从2008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以来，一版再版，始终畅销。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第四版以特别纪念版的形式再次上市，以纪念主译、已故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钟扬。
主译的“非典”经历
钟扬教授援藏16年，长期率领团队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种质库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有另一个“业余”身份，就是《大流感》一书的中文主译。
2004年，《大流感》英文版在美国甫一问世，就引起高度关注，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把该书列为度假时看的五本书之一。同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交流的复旦大学教授金力，于横跨太平洋的中美航班上一口气读完全书后，立刻建议钟扬把它译成中文。
当时钟扬工作非常忙，长年都是“空中飞人”状态，同时在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上课、带研究生、做科研，但他读了《大流感》英文版后就一口答应下来。
钟扬夫人、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在最新版的前言中说，钟扬之所以愿意排除万难着手翻译，是因为他经历了2003年“非典”，知道一场大传染病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多大影响。
那一年，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才刚满半岁，春节是在武汉爷爷奶奶家过的。就在节后夫妇俩准备带着宝宝们返回上海时“，非典”开始在全国蔓延，一时人心惶惶。那时候从武汉到上海，不像现在坐高铁就能便捷到达，带着两个小婴儿和大包小包行李，返程的波折和担心可想而知。因为这段经历，钟扬读《大流感》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同身受。
因此，在《大流感》翻译后记中，钟扬自述，读到大流感暴发时美国社会发生的各种惨剧， “翻译者就常因太过投入而陷入悲痛”。
翻译历时三年完成
1918～ 1919年，一场大流感分三次横扫全球。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为2000万，但最新的权威估计数字飙升至5000 万～ 1亿，不仅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也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疾病暴发导致的死亡人数都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流感》一书的副标题取得尤其精准，“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此书的初衷是想发掘美国政府在1918年是如何应对这场大挑战的。“约翰·M.巴里说。他为此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史料，历时7年才完成写作。《大流感》中文版的翻译同样不易,另一位译者、钟扬的学生赵佳媛回忆，全书翻译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从她刚跟着钟扬读硕士就开始了，主要是因为翻译难度不小。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巴里在书中充分显示了自己对宏大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驾驭的野心。他以大流感暴发过程为背景，多线索展开叙述，不仅涉及西方古代医学史、19～20世纪《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特别纪念版）》[美]约翰·M.巴里 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版医学与科学发展史，还用大量篇幅描述当时美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现象。
巴里同时也是一位很好的作家，他喜欢旁征博引，书中出现了加缪的小说《鼠疫》、歌德的诗歌《浮士德》片段，以及大流感期间的各种标语“。所以我们翻译中经常会卡壳，就开展讨论，甚至激烈争论。有时钟扬老师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突然想到翻译灵感，也赶紧记下，可以说是以一种非常认真的工作态度来翻译全书的。”赵佳媛回忆。
1918 年流感又被俗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现在大家多已知道，它其实并非起源于西班牙，只是因为当时美国要参加一战，怕影响士气，在新闻审查之下，相关报道很少。而西班牙是中立国，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所以才造成历史误会。当时的《真理报》把这场流感称作“Spanish Lady”，这个词之前总被译作“西班牙女士”，但钟扬觉得太“温柔”了，与其全球大肆虐的形象不大搭调，于是改作“西班牙女郎”，“那种热辣的感觉兴许还能同流感的狂暴沾上点边”。
保持士气与封锁消息
和英文版一样，《大流感》中文版发行后受到的关注度也很高。尤其是这些年，国内外恰好连续出现禽流感、西非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重大传染病事件，带动公众了解传染病史的需求，《大流感》的销量也水涨船高。
今年2月，“网红”医生张文宏公开疫情期间的阅读书单后，《大流感》更是洛阳纸贵，很多平台都卖断货，孔夫子旧书网上的钟扬签名版二手书，售价已炒至800元。“现在看来，与其说是这本书经久不衰，不如说是流行病与人类或明或暗的命运相随。”赵佳媛说。
探究大流感何以在美国暴发和蔓延时，巴里用了很多笔墨深入探究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发动美国社会积极参加一战，采用了各种铁腕手段，尤其是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很多报刊也形成了“自检制度”，不刊登任何有损美国士气的新闻。
当时的美国“，保持士气”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倘若士气动摇了，其他的一切也可能随之动摇”，结果就是“谁都不敢妄论国政”。这种意识形态，无疑为此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大流感已在费城军营暴发后，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依然置若罔闻，向民众封锁这个消息，并宣称安全。克鲁森还宣布，为参加一战而发起的自由公债游行和集会如期进行，对此费城五大报纸也没有任何质疑。于是几十万“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了盛大的游行。结果立竿见影——两天病毒潜伏期过后，克鲁森不得不再次发表声明，承认“平民中出现流感”，大流感在美国被正式引爆。
与此同时，美军还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欧洲大陆参与一战，病毒随之传播到整个欧洲，并全球扩散，最终造成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大瘟疫。
“假如全球性大流感再度来袭，我们如何应对？“新版腰封上用醒目的粗字体留下这个疑问。随着全球性传染病暴发的间隔周期缩得越来越短，再看一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不能不说是发人深思，警钟长鸣。
面对流行病时要怎么做？是向民众隐瞒还是开诚布公地告知真相？巴里非常强调媒体的作用，暴发流行病后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真相，这样民众才不会过度恐惧，会配合。当然，真相是全盘公开还是选择公众能够接受的部分来发布，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些对策。但是要避免社会动荡，坦诚一定比隐瞒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