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走向半丛林法则时代谁来接班WTO
世贸组织（WTO）继任者之战已提前打响。5月14日，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宣布，他将提前一年于今年8月31日卸任，将他的第二个任期缩短了整整一年。
他给出的理由是，考虑到被推迟到2021年的第 12 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MC12）的举办日期，其继任者可能在应对MC12这一重大会议时将非常仓促。
“即使MC12在2021年底举行，但如要继续待到我任期结束，我的继任者也只有几周的准备时间。我刚上任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远非理想。”阿泽维多解释道。
“MC12极其关键，在推动既定谈判议程、改革WTO和应对疫情三个方面都需要取得进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不过WTO总干事的遴选在当下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在以往的遴选中，从正式提名到最后结果宣布，往往要经过将近半年的时间。
目前到阿泽维多卸任只剩下三个半月的时间了。崔凡指出，如果总干事出缺，总理事会将从副总干事中指定一位代理总干事，直到新的总干事得到任命为止。
崔凡表示，WTO的副总干事除了中国籍的易小准，还有美国、德国和尼日利亚籍的三位贸易官员。在WTO协商一致原则的情况下，可能德国或者尼日利亚的两位副总干事更有可能被指定为代理总干事。
欧美乐见其成
当下的WTO正在遭受攻击，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其最主要创建者——美国。此次通过在任期结束前一年辞职，阿泽维多让成员方有机会选择一位重量级的继任者。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似有言外之意，“尽管WTO有很多不足之处，阿泽维多仍以优雅和稳健的方式领导着这个机构。”
“取代他将很困难。”莱特希泽表示“，在未来几个月里，美国期待着参与到新总干事的选举进程之中。”
特朗普政府的前白宫贸易官员威廉斯(Clete Willems)认为，“美国显然（在WTO中）需要一个人。这个人将帮助推动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等问题的成果，但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需要的是一个不会把WTO带向官僚主义和联合国式方向的人。”威廉斯指出“，因为如果这样做了，你就可以和WTO说再见了。”
特朗普政府的另一位前贸易官员肖(Kelly Ann Shaw)则认为，阿泽维多的离开是WTO重振自身的一个契机。
他认为：“新的想法和大胆的改革将是在前进道路上成功远航的必要条件。尽管阿泽维多做得很好，但也许（他的离开）将被证明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欧盟方面亦是如此做出表示的。欧盟贸易委员霍根针对阿泽维多提前离职一事发声明表示，目前WTO正面临着重大挑战，要求改革和提高效率的呼声越来越高。
霍根指出，阿泽维多的声明为选择一名新总干事提供了一个良好时机，新任总干事能迎接并应对WTO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在这个关键和充满不确定性的贸易时期， WTO必须迅速规划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霍根指出“，现在就着手进行继任程序是有道理的，而不是等到明年，这样就能对需要在2021年6月获得第12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MC 12）政策批准的庞大议程做出积极应对。”
霍根表示，新任总干事将帮助成员方在塑造未来时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刻也不能浪费时间了。
轮到非洲籍总干事了吗?
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目前已有的六位WTO总干事中，欧洲人曾三次当选WTO总干事，分别为爱尔兰的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意大利的鲁杰罗（renato Ruggiero）和法国的拉米（Pascal Lamy）。来自大洋洲和亚洲的总干事各有一位，他们是新西兰的穆尔（Mikw Moore）和泰国的素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而阿泽维多来自南美洲的巴西，这意味着目前，尚未有一个来自北美、非洲或中东的人担任过WTO的最高职位。
同时，综合目前媒体报道显示，非洲多国政府表示，继来自巴西、法国、泰国和新西兰的总干事之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名一位来自非洲的候选人。
据悉，譬如肯尼亚前贸易部长、现任肯尼亚体育部长穆罕默德(Amina Mohamed)就对此职位表现了兴趣。她在WTO内部一些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担任主席，并在2015年主持了在内罗毕举办的每两年一次的WTO部长级会议。
穆罕默德近期表示，WTO的规则手册需要改变。但她在公开采访中只提出了一些有限的建议，比如简化司法程序，以及提高政府扭曲贸易行为的透明度。目前穆罕默德正在寻求非洲各国政府的联合支持。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代理总干事的产生恐怕不会轻松，而新任总干事的产生就更加不容易了。
以往在总干事的遴选过程中，竞选人都要在各成员中游说争取。在疫情之下，长途旅行可能会少一些，但各种磋商和竞争肯定是少不了的。他指出，目前曾经长期担任世贸组织服务贸易司司长的埃及人麻木督哈（Abdelhamid Mamdouh）以及现任WTO副总干事尼日利亚人阿加哈（Yonov Frederick Agah）已经明确表示了竞选意向。
继任者恐怕难产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几个因素使得这次遴选变得极其复杂。一是WTO在上诉机构停摆的情况下已经面临危机。二是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得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三是美国目前即将举行的大选使得WTO的前途成为了一些政客的赌注。而这第三个因素恐怕是影响世贸组织总干事遴选的关键因素。
阿泽维多希望在他今年9月离职前，总干事继任者能到位，但WTO成员方可能会决定将这一程序延长到明年，这或许能削弱特朗普政府对该任命的影响。2020年11月，美国将迎来第59届总统大选。届时，来自共和党的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来自民主党的美国原副总统拜登将参加竞选。
对此，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外国专家皆坦言，此次选举同WTO改革的方向高度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等方面目前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3月27日，中国、欧盟等16个世贸组织成员联合声明建立一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以部分取代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功能“。毫不奇怪，美国没有参加这一安排。”
据悉，目前欧盟已提名鲍威林教授（Prof. Joost H. B. Pauwelyn）作为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中10名常设仲裁员的候选人。
MPIA的目标是在2020年7月底之前选出10名常设仲裁员，使他们能够在必要时处理MPIA参与方之间的任何上诉案件。霍根(Phil Hogan)曾致信100 多个WTO成员方的贸易部长，邀请他们加入MPIA。
对此，WTO上诉机构前首席法官巴克斯（James Bucchas）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认为这种努力可以在美国对上诉机构危机立场顽固的情况下，使该体系正常运转。”
所有参与方都承认，这种安排的弊端在于，美国并没有加入。巴克斯坦言，因此这些国家与美国的争端就无法用这种方式解决，而必须通过传统的争端解决机制。
“我认为，这是一项值得努力的工作，可以使WTO成员受益。”巴克斯指出，但是无论过渡期有多长，最终长期的解决方案都是恢复上诉机构，并使其能够像过去25年一样独立运作，按照国际公法习惯原则履行WTO义务。
崔凡则对第一财经记者指出，也许未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WTO：其成员方还没有彻底放弃它，它的规则的约束力越来越弱，但仍然起到一种道义约束的作用，这是一个半丛林竞争的时代。
如果一位新的总干事最终产生，看着渐行渐远的尊法派（注：在历史上，美国曾被称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尊法派，即强调规则的约束性），他或者她将如何领导世贸组织走出泥潭？崔凡指出，而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者，中国将如何和新的总干事合作以维护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