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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最有钱”城市:资金总量均超3万亿

- 记者 林小昭 发自广州

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资­金的增长变化紧密相关,其中“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或称资金总量)是一个重要指标。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了 23 个重点城市2019年­底的资金总量,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天津和苏州。其中,京沪的资金总量在全国­遥遥领先,深圳与广州的差距不断­拉大。增速方面,近七年来,深圳、长沙、合肥、杭州和郑州的资金总量­增长位居前五。

广州与深圳差距拉大

今年十强城市资金总量­全部超过了3万亿元大­关,三大金融中心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三。

从整体格局来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交易体系,比如证券交易所;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包括大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机构等。在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北京则是金融监管

中心,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

北京市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7­1062.3亿元,比年初增加13922.4亿元。

上海市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32820.27亿元,比年初增加11679.94亿元。

尽管资金总量不如北京,但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超过北京,位居第一。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600.6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当年,上海金融中心开放创新­深入推进,全年持牌金融机构新增­54家,“沪伦通”、沪深300ETF期权­及股指期权、长三角一体化ETF、天然橡胶期权等金融创­新产品成功推出。

京沪之外,深圳2019年末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3­942.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7%,继续向10万亿大关迈­进。

位居第四的广州去年资­金总量为5.9万亿元,与深圳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24811亿­元,甚至超过第12位的郑­州的资金总量。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时,广州资金总量还明显领­先深圳,但近年来却被深圳超过­并且不断拉大差距。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新钱”和“旧钱”的差别,体现的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传统商贸业很强,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赚的是辛苦钱。”但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传统商贸受到不小冲击,资金集聚能力也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级发展的标志性产业,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近年来集聚资金的能力­远超广州。

“深圳赚的是快钱、新钱,是有科技含量、资本含量的钱。”彭澎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十­分发达,近年来,这些企业加速资产证券­化,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很多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

另一方面,得益于雄厚的地方财政­优势,深圳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优惠和扶持也更多,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企

业前去设立总部,进一步带来资金的集聚。

四个一线城市之外,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了­4.5万亿元,独处4万亿梯队。尽管去年杭州的 GDP 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九,不如重庆、苏州、武汉、成都等,但杭州的资金总量却超­过这些城市,高居全国第五。一大因素在于,作为强省会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杭州的资金不仅来于自­身,也来自浙江全省。因此,杭州的位次也代表了第­四经济大省浙江的整体­经济实力。

另一方面,在五个拥有计划单列市­的省份中,杭州是最强势的省会,无论是GDP还是资金­存量、财政收入、高新技术产业等重要指­标,都占据绝对优势。比如,杭州的资金总量是宁波­的2.17倍。

从十强城市的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占8个,剩余2个名额全部来自­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城市群占4个,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各2个。也就是说,十强城市均来自四大国­家级城市群。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经济大省山东没有­一个城市入围前十,其中资金总量最大的济­南也仅位列全国第17­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相比粤浙,山东转型升级步伐较慢,目前能源原材料之类的­基础工业占比仍很高,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明显­不足,此外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也较­大。另一方面,从城市结构来看,山东以中小城市为主,城镇化率较低,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不­突出,引领能力较弱,对资金的集聚能力也相­对较弱。

近7年深圳增速最快

资金总量的增速和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映射。从23个主要城市近七­年资金总量的增速来看,前六位分别是深圳、长沙、合肥、杭州、郑州和东莞,均超过120%,其中榜首深圳增速达2­24%。

东莞的资金快速增长与­深圳有很大关系。彭澎说,东莞是深圳和广州的“混搭”模

式,传统产业很强,同时近几年新兴产业发­展也很快。近几年,东莞还承接了深圳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经济韧性好,聚集的资金也比较多。

上述前六名中,除了深圳和东莞外,其余全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省会,比如长沙和合肥就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

近十几年来,长沙的产业发展态势非­常好,工程机械、汽车等产业迅猛发展,这些产业刚好契合了2­008年以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需迅速­扩大的需求。

再看合肥,2009年时合肥GD­P仅位居全国第 49 位,但 2019 年已上升至全国第21。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这些年合肥的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一方面做好原有产业的­集聚提升,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很好地抓住了产业分工­与升级的路径,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抓住了很多机遇。

相比之下,23城中7年资金总量­增长最慢的6个城市分­别是天津、无锡、佛山、宁波、苏州和沈阳,其中天津仅为57%。总体上看,这6城主要包括了外贸­明星城市以及天津、沈阳这样的重工业城市。

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像无锡、佛山、宁波这类外贸明星城市、制造业大市,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目前很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制造业随着人工、土地成本的提升,已经转移到中西部,因此这些城市的资金增­速也比较慢。

而天津、沈阳这些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同样也处于产能­过剩阶段,这些年随着能源经济下­行,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也随之放缓。

“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吸纳资金能力方面的差­异。”丁长发说,像深圳有很多天使基金、金融机构、高新企业,其员工的平均工资都很­高,但是在传统的制造业大­市,员工的整体工资水平就­低了不少,因此资金存量也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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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雄厚的地方财政­优势,深圳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优惠和扶持也更多,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前去设立总部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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