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民容易被“割韭菜”，一个重要原因是散户始终心态不成熟
公款私用的大清地方官员、革命者孙中山、“股票经纪人”蒋介石、小散户，百年来各色人等在中国股市进进出出，不管入市原因为何，共同的目的都是渴望在股市中获利。
回首中国股史，财经作家孙骁骥在《股惑》中说，自从“晚清第一股”诞生以来，投机性就非常强。光是1883年和 1910 年，就发生过两次股市泡沫，导致股市疯狂，房价飙升，实体经济受损，对国家经济造成极大破坏。1910年那次橡胶股泡沫，引发四川大量散户维权，还间接成为压倒大清统治的最后稻草之一。而中国人至今都热衷的炒房和炒股，追根溯源也都是从晚清开始。
遗憾的是，中国股市的制度健全和法律建设，远远赶不上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和欲望的膨胀，于是百年来才不断上演一夜暴富和排队跳楼的股市投资悲喜剧。
从晚清官督商办到A股“国家队”
第一财经：晚清从出现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招商局开始，就是“官督商办”的招股筹资模式。这种“国营”气息浓厚的模式，对此后中国股市发展是否有影响？
孙骁骥：其实不仅是股份公司，晚清从出现公司开始就有浓厚的国营色彩。洋务运动办的全是军工企业，都是国家在做，当时私人企业力量薄弱。另外，从晚清开始，政府和民间资本之间就缺乏信任，背后历史原因很复杂。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科大卫教授说，晚明江南经济高速发展，但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的金融市场，造成企业无法融资，进而扩大生产经营，只能始终停留在小作坊阶段。为什么金融市场一直没建立？就是因为没有法制保证，比如借贷方不能违约、股份公司不敢随便造假。
因为古代中国缺乏法制传统，所以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非常漫长而艰难，而且全都是靠政府来推动，要靠民间自下而上来做不太现实。有些人有种错觉，好像民国时候私企很厉害，其实这种繁荣很短暂，也就是从一战爆发到抗战前那段时间。1935年为了准备抗战，国民党成立了相当于今天发改委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所有的私营企业。抗战爆发后，很多企业从沿海内迁，资本大量流失，得靠政府接济，政府趁机入股。所以到民国后期，政府控股的国企占了很大部分。
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制度彻底改变，以公有制社会主义为主，也是国家为主导力量去推动改革。1990年内地股市重启，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也是由政府推动，目的是通过股份化改革重新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把国企做大做强。最后通过一步一步改革，形成了如今A股里的“金融国家队”。
庚子赔款被挪用到泡沫股市
第一财经： 1910年海外发生股灾时波及上海，清政府最终出手，这算是中国股史上最早的一次政府“救市”吧？
孙骁骥：可以这样说，但清政府不是直接救股市，而是救钱庄。1910年有个橡胶股票泡沫，当时的橡胶股公司都不是中国的公司，是由在上海的洋行出面集资，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者买橡胶股票。在橡胶股泡沫中，清政府救的是钱庄，因为中国的钱庄和票号把很多钱投到发行橡胶股票的外国公司当中了，造成了巨大的亏损。
清政府为什么要出手？这涉及《辛丑条约》里的庚子赔款分摊。赔款分摊
到每个省，来源是关税。地方官员会根据交款日期打个时间差，把待交的关税拿给钱庄做短期投资放贷，其实就是挪用公款。之前每年都这样做没出事，结果1910年遇到橡胶股泡沫破裂导致海外股市大跌，影响到了上海，因此清政府“救市”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
第一财经：所以当时盛宣怀才提出救市思路是“国有”替代“商办”？
孙骁骥：橡胶股泡沫中，上海把待交中央的税款和分摊的赔款利用时间差，交给民间商人开办的钱庄和银号做私下投资，引起中央政府不满，认为是中央财权旁落了。19世纪70年代兴办洋务企业，一开始招商困难，官方提出的口号是“官督商办”，其实就是公私合营的清朝版，引入民间投资。但“商办”没多少年，又嫌商人不听话搞小动作，要把企业收回国有，晚清就出现了回归国有的思潮。所以中国历史上商人很可怜，始终没有地位，就像“敝屣”一样随时可以被抛弃。
这种文化下怎么可能产生法制呢？没有法制，金融秩序就无法保障。这也是我要写经济史的原因，经济不是单向动作，有文化基础在里面，把美国的经济学套到中国就不适用，因为中美文化不一样，中国人遇到事情的反应跟美国人也是不一样的。
散户维权间接导致武昌起义
第一财经： 1910年股灾发生后，
对于散户，第一是尽量专业一些，第二是做投资的时候主观上不要带有太浓烈的感情的色彩。第三是等待时机比较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猎豹捕猎就是善于蓄势待发，一旦出击就要有收获，否则白白消耗体力。
四川大量持有川汉铁路股票的散户出来维权，从而引起四川保路运动，间接导致武昌起义、清政府垮台。百年后再看这段历史，你有何新想法？
孙骁骥：川汉铁路公司的股票当时叫“铁路捐”，以收苛捐杂税的形式来强制摊派给四川老百姓。后来铁路变成商办后，70%都是散户，而公司的钱又被高层挪用到上海钱庄做橡胶股投机了。老百姓就是被强制买股票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买后心态变了，觉得我是股东，反而开始对股票收益很期待。中国股民容易被“割韭菜”，投资心态从川汉铁路股票里就可以体现出来，一旦觉得有收益的时候，就会特别期待有很高的回报。而实际上查看历史资料会发现，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存在泡沫，财务报表披露就不实——当然这个问题，从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到现在的瑞信咖啡，都没有解决。
但是股民不管投资是有风险的，只管说我就是要挣钱，所以大量散户就间接地卷入了 1910 年的橡胶股泡沫。而节骨眼上清政府又在忙于内斗，蔡乃煌的上级、两江总督张人骏希望朝廷拨款救市，结果北京政敌借机故意不给他钱，事情就越闹越大。此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又对“商办”企业更不信任，宣布铁路国有化，彻底激起了“散户”们的愤怒，上街游行要讨回利益，四川的保路运动成为全国焦点，间接促成武昌起义爆发。
现在再看整个川汉铁路散户维权事件，我的新想法就是，金融风暴已经席卷全国，但是没有人站在一定的高度来思考整件事，所有的人都像盲人摸象一样抓不住要害。清政府执政水平太低，没有央行的统一政策，财经方面很多决策都是错的；地方政府、商家、金融机构、民间投资者又全都很短视，只看自己那一块，所有的事情一环扣一环，最后结果就是大清灭亡。
革命者筹集经费与股票投机
第一财经：《股惑》中写民国股票史时，写到革命者与股票投机那段历
史很有意思。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还是在西方近代革命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孙骁骥：这种现象西方没有。因为西方不管是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还是美国独立战争，革命发生时金融市场都不发达，整个世界还是工业化时代，所以革命者中从事金融行业的不是那么多。中国革命不一样，发生在20世纪初，这时世界金融已经开始发展，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摩根财团已经在慢慢形成、壮大了。邻国日本经过19世纪明治维新，也发展起来，商业和金融都很发达。孙中山当时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船业巨头关系很好，中国最早搞的证券交易所就是日本人 1917 年在上海做的。一些日本人也给了孙中山钱用于革命，所以说革命者是尝到过金融投资的甜头。而且孙中山屡次失败后也意识到，革命得有钱有军队，做金融投资有利于筹集革命经费。所以后来他就叫陈立夫、陈果夫，还有张静江带着“小弟”蒋介石在上海做期货。不过当时中国金融市场很不成熟，国家经济也不好，期货炒得越高，泡沫就越大，最后必然是失败。
第一财经：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对金融市场的投机与内幕了解得非常透彻。但为何他掌权后民国还是无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呢？
孙骁骥：蒋介石掌权后主要是带兵打仗，不管金融，而是交给宋子文等人在管。他虽然懂一点金融，有些金融从业体验，但对于金融的理解是很浅的。他的观念就是做股票交易是不好的，投机是害人的——因为他年轻时也亏过钱。蒋介石在日记里写过他在上海那段经历，投机有时赚有时亏，赚了就去青楼花天酒地，回家后又很自责，在日记中忏悔。所以他一直是用自己的这段负面经历来说，金融投资不好。至于金融该怎么搞好，他自己一无所知。蒋介石对金融的心态我很难琢磨，因为我不是研究蒋介石的学者。但我感觉他应该是想逃避的，因为蒋介石把自己定位国家领袖，一辈子以军人自居，当然最后他打仗也不行。
百年后散户依然心态不成熟
第一财经：回顾百年中国股市，不管哪次股灾，被“割韭菜”的始终都是小散户。《股惑》中也提到股民投资心态不成熟。怎样才能成熟？
孙骁骥：前面我说过，中国股民容易被“割韭菜”，投资心态从川汉铁路股票里就可以体现出来，一旦觉得有收益，会特别期待有很高的回报。晚清以来中国股市投机性又非常强，但制度和法律建设远远赶不上人们对金钱的贪婪和欲望的膨胀。正因为投资者自身心智又不成熟，就更容易被幕后势力操纵和利用，最后才屡次被“割韭菜”。
因此对于散户，我觉得第一是尽量专业一些，第二是做投资的时候主观上不要带有太浓烈的感情的色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档案馆里找到1987年香港股灾时，当地报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小股民心声》，就很能说明问题。小股民的母亲是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多年来靠做保姆攒下一笔血汗钱。原来老太太和股市是完全挨不上边的，但邻居买了股票，每次见了都说赚钱，久而久之被诱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投到股市上。因为老太太是倾家荡产去做投资，心态肯定不稳定，一失衡操作就步步失败。第三是等待时机比较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猎豹捕猎就是善于蓄势待发，一旦出击就要有收获，否则白白消耗体力。而股民的心态是想当猎豹，又幻想每分钟都能捕获猎物，那肯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