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合肥、佛山晋升新一线
位置信息，划分出了全国 337 个城市的近5000 个主要商圈的地理范围，以此研究不同城市重点商圈的品牌门店集聚程度和人流吸引力。
对头部新一线城市而言，在顶级商圈建设赛道上弯道超车一线城市并非不可能。在人口规模较大的中西部大城市，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它们的商圈平均每天能吸引超过100万人。
基础商业体量的上涨，也是城市商业力量上升的信号之一。过去一年，昆明、厦门、济南、惠州、珠海的餐饮门店数量排名上升最快。
B.城市枢纽性一座城市的枢纽地位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问题，必须放到城市网络中来整体评估。
通过城市在不同城际交通联系网络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类别：上海和西安是典型的综合型交通枢纽城市；成都、昆明则在民航城际往来联系能力上表现突出；武汉和南京是高铁城际联系主导型城市；沈阳和长春作为东北的区域中心城市，是广袤的东北平原上最核心的公路枢纽。
在高铁的冲击之下，民航国内航线网络趋于稳定，航线资源越发集中于不同区域的核心城市之间。面向国际成为了城市比拼民航枢纽地位的核心竞争力。2016年至2019年间，深圳、成都、昆明和咸阳（西安）的机场的国际航班均增长了35%以上，其中咸阳（西安）的机场涨幅高达87%。
交通工具所构筑的网络，承载着人的流动，也交换着货物。通过物流运输体系，生产资料和商品在经历了汇集—分散—汇集的往复之后，抵达目的地。阿里巴巴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 年义乌（数据汇总至金华市）和广州寄出的包裹数量遥遥领先于第三名的深圳。
连续多年使用企业关联网络算法，我们通过不同品类品牌门店在区域内的城市分布网络，来判断城市的商业枢纽地位。与此前的数据表现一致，华北和西北地区都呈现出典型的单中心形态，北京和西安在区域内仍具有不可撼动的优势地位。
C.城市人活跃度
理解城市，要从理解城市中每一个活跃的个体开始。怀抱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城市人通过对消费、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探索，以向上的姿态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新一年的榜单中，一线城市之外，成都、杭州、重庆、苏州及武汉城市人活跃度最高，呈现出鲜活蓬勃的城市面貌。成都和杭州已连续多年在这一项指数的新一线首位争夺中你追我赶——成都的夜间活跃度特色鲜明，杭州则消费活跃度极高。
消费活跃度指标收集了饿了么外卖数据、淘宝天猫网购与海淘数据，它衡量了城市的餐饮与购物的总体支付能力和市场规模，还反映了城市商业的丰富度与饱和度，从中可观察城市人消费行为模式与倾向。
相比可见的消费行为，社交活跃度更偏向于衡量城市人相互连接、获取信息、分享快乐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社交平台的多元化，不同平台吸引的用户群体差异越来越鲜明，也将城市的社交活力氛围区分开来。
腾讯社交活跃度最高的五个城市——深圳、珠海、广州、中山、东莞皆位于华南地区。短视频平台抖音则在以周口、遵义、阜阳、驻马店为代表的二线及以下城市汇集了庞大的用户群体。
今年的夜间活跃度指标新加入了夜间出行数据与更多夜间活动场所的统计。北上广深的夜间出行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在13% ~14%，沈阳则达到31.5%。人流数据能让我们不单单从城市的夜间供给考虑问题，更能直接了解城市人的实际夜间行为。
D.生活方式多样性
疫情期间困在家中，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城市多元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要是不能出门与你生活的城市发生各式各样的互动，几乎就等于失去了生命多姿多彩的要义。
出门新鲜度指数汇集了常态生活中，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生活方式。抖音打卡地点丰富度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包括了杭州、成都和郑州这三个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占据了全国25%的演出场馆资源；重庆是拥有书店和电影院最多的新一线城市，而从人均数量看，昆明和杭州分别是人均书店最多和人均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城市。
理论上，场所愈加丰富，需求得到满足，消费行为因此增加。实际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原因就在于，消费偏好赋予了消费行为多样性。淘宝消费多样性指数表明，消费多样性排名提升最多的前十名城市中，四川省的城市占了一半。此外，排名大幅提升的城市多数为四五线城市。线上消费的下半场，是低线城市的舞台。
不同城市展现出不同的消费偏好和特征背后，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休闲方式的事实。休闲丰富度所观察的，便是基于城市人多样化需求形成的各类休闲方式。
马蜂窝的数据表明，杭州和南京是一线城市外最热衷旅游的城市；腾讯营销大数据显示，成都是最热爱音乐的新一线城市，东莞、西安、重庆紧随其后。
E.未来可塑性
未来可塑性是一个着眼于现在，同时能预判未来发展的数据指标。
相比往年，今年东莞、佛山在未来可塑性上的排名有了大幅增进；与之相对的，武汉、厦门等城市的排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在创新氛围的竞争赛道上，城市群的整体优势开始凸显。叠加了全国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空间地图清晰地显示，中国科技企业高度聚集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城市与城市之间呈现出强强毗邻且网状支撑的格局。
智联招聘的人才吸引力相关指标显示，海归学子不再扎堆于北京、上海，而是更均衡地去向了其他一线与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留存与本地高校资源实力的相关性逐年减弱，人才往往倾向于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与新经济活跃的城市。
通过阿里巴巴与京东两家头部电商平台的数据，观察城市整体的消费潜力可以看到：石家庄、惠州与济南的京东线上消费增长分列全国第五名、第十八名与第十九名，常州、惠州的京东升级品类销售额分列全国第十三名、第十八名。在阿里巴巴年轻人消费力的综合评估中，莆田和福州挤入了全国前十的位次。这些城市的成长说明，消费下沉正在发生，消费理念与消费模式的升级也将随时间推移传向更多的地方。
一个明显的拐点趋势在于，在 2019 年外来工作人口总量超过百万的 26 个城市中，有 17 个城市的外来工作人口数值相比前一年都出现了萎缩。“离开大城市”的现象正在变得普遍。
当然，对这条信息的解读不必过分悲观。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些离开的人口必然会流向更适合他们的地方，对流入城市而言又将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对流出城市亦是如此。
由于今年的榜单评估的是城市在2019 年的表现，武汉依旧在新一线城市名单中占据头部的位置。但新冠肺炎疫情从这座九省通衢的枢纽城市快速传播开来也让我们意识到，四通八达的交通给城市带来流动的资源的同时，也让疾病的流行变得更加容易。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何抵御流行疾病、突发灾害，增强抗风险能力，避免城市停摆，都将是每个城市管理者不得不应对的城市治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