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普数据”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杨成长/文

从长期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难题依然是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加大的问题。近期公布的我国五年一度的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下称“四普数据”），以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以及全面、客观和权威的数据，不仅充分展示了从2013年到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结构变化，也反映出了经济结构变化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我们寻找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真正原因很有启发性。

从“四普数据”看，从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国二、三产业各项主要指标增速呈现出典型的梯级分布特点：企业数量增长率（126.24%)>企业资产增长率(100.16%)>营业收入增长率（63.67%）>从业人员增长率（7.6%），呈现出典型的“两快两慢”特征。“两快”指二、三产业的企业数量和企业资产规模均翻倍，“两慢”是指二、三产业的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缓慢。其中，2018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甚至比2013年下降1.5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 2013 年下降2.97%，二产就业人数减少了2005万。尽管二、三产业数据序列存在明显差异，但是统计数据呈梯级分布的基本特征相同。

通过对“四普数据”的系统分析，结合其他相关数据，基本表明：除了外部环境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改革和发展政策也需要从这六个方面着手。单位，社会保障越好；收入越低越不稳定的农村居民、农民工和个体工商户，社会保障越不健全。这就形成了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低，有了好的社会保障，更加用不着自己掏钱消费；低收入阶层消费倾向高，缺乏完善社会保障又抑制了他们的当期消费。这是构成我国消费市场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级政府要从过去主要靠投资来发展经济的路径依赖中走出来，学会通过促消费、促服务来发展经济。中国消费市场不会自发保持较高速度增长。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十分有利于高储蓄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十分不利于消费和服务主导型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像西方国家那样，任由市场自主运行，国内消费市场只会越走越慢。在撬动投资上，各级政府都找到了杠杆和支点，只是撬动力量使用过了头，导致投资需求过早衰退。

对如何撬动消费和服务，我们现在仍然很茫然，政策出了不少，都很难发挥作用。要改变主要靠扩大公共服务来引领消费的政策思路，大力度改革收支挂钩的社会保险发展思想，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不能简单采取多交多享受的指导思想，更何况不是个人在交，而是单位在交。要重在保基础、广覆盖。要逐步矫正社保资源配置极度不均衡状态，大幅度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中央财政应主要用于补充城镇职工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保障支出缺口。要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逐步提高全社会消费率。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不能快速提升这一现象，并不能否定我国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走科创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方向有什么问题，是要聚焦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而不是聚焦在几个贴上高新技术标签的具体产业上。如果各地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雷同，恶性竞争加剧，结果不仅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发展好，连自己本来拥有的区域产业优势也丢掉了。

我国作为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大国前列的经济体，为什么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相对比较低，甚至低于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企业资产规模增长太快，绝对量太大。正常情况下，欧美企业资产总规模约为GDP的 2.5~3 倍，我国二、三产业去掉金融资产后的资产规模仍然达到GDP的近六倍。这里面可能存在统计口径上的不同，特别是第三产业中房地产行业和租赁行业的资产跟其他行业的资产在性质上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加总。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区别，我国企业资产规模过于庞大仍然是显著特点。

我国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为15%左右，跟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利润占经济总量比重偏高。但是拿庞大的资产规模作分母除下来，总资产收益率必然是越来越低。其他相关的统计数据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全球500 强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撇开金融企业，中国进入500强企业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都要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

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是投资的总指挥棒。当资产收益率远低于正常水平，甚至低于金融投资平均收益率（平均利息）的时候，民间投资热情就会下降。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只能让民营企业减轻负担，不能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

因此，必须对二、三产业的资产进行全面消肿，借以提高投资收益率。

一要加大对僵尸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压缩资产泡沫。

二要优化财务制度，改变折旧方法，根据技术替代情况加速折旧。

三要完善国有资产考核制度，将总资产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最重要考核指标。

四要完善股权融资制度，改变股权融资没有成本的错误观念，防止企业盲目股权融资，扩张资本。

五要引导行业组织和政府相关机构，不要简单以资产规模和行业收入来给企业排序，引导企业更加注重提高资产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