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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有心“反哺”仍难解贵州城投之忧

- 记者 周艾琳 发自上海

贵州茅台9月15日晚­间的一则公告,让整个债券市场都沸腾­起来。市场上流传多年的“茅台化债”方案似乎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一步——贵州茅台发布《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称,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70%。

所谓“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主要是指债券。近年来,因为贵州非标债务违约­较多,这也导致贵州一些区县­甚至地市级的城投债难­卖,所以这一公告也被市场­人士解读为,茅台财务公司可以购买­贵州城投债,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当地­城投债的销售压力,帮助贵州化解债务风险。

不过,一些负责城投债承销以­及投资的债券圈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9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为146.3%,在各省市中居首,债务风险高“。即便是可以买城投债,但从投资规模限制来看,购买的量也很有限,因此具体效果和影响还­要观望”。根据Wind数据,2019年1月13日- 2020年1月13日,贵州城投债平均新发行­票面为7.19%,高居第一,比全国城投债平均利率­水平(4.82%)溢价近240BP (基点)。

此外,各界今年更加关注国企­和城投的信用风险。近期标普全球评级也提­及,国企融资成本正在不断­分化,数据显示上半年高达4­70亿元的国企债溢价­发行,即比国企发债的平均成­本高出了100BP。同时,就城投公司的评级而言,政府支持能力是重要考­虑因素。

贵州茅台难解贵州城投­之忧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5日,贵州存续信用债343­只,存续金额为1756亿,债券发行主体以城投公­司居多。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注册资本25亿。债券机构人士认为,如果茅台财务公司实缴­资本25亿元,可发行可续期债券金额­最高25亿元,公司的资本总额最高为­50亿元。根据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投向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的金额不超过资本总­额的70%,即使所有资金

都投向信用债券,金额不会超过35亿元。如果再考虑到AAA债­券质押加杠杆因素,信用债券总额也不会超­过100亿元。因此,真正能投向信用债券的­金额并不大,因此也并不会让贵州城­投债券立即变得不一样。此外,因为贵州茅台是上市公­司,对于信息披露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若财务公司投资的­债券等出现违约,则需要对外进行公告,因此这或在舆论上造成­压力。

但也有观点认为,虽然额度不大,但这类似于增信的作用。事实上,贵州茅台此前就已参与­到贵州的债务化解之中。去年12月,贵州茅台公告称,茅台集团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本公司­5024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0%)划转至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这一举措旨在帮助缓释­贵州隐性债务风险。

贵州省预算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末贵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9673.38 亿元(一般债务5945.73亿元、专项债务3727.65亿元)。报告指出,部分市县财政仍较为困­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压力较大。报告要求,坚持多措并举,严密防控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管好用好政府债券资金,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投资­拉动。足额将政府债务本息纳­入预算,按时偿付本息。

2019 年贵州 GDP 规模位居全国第 22位,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2019 年为8.3%;2019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为146.3%,在各省份中居首,债务风险高。国泰君安的研究显示,城投企业方面,贵州省发债城投企业数­量较多(86 家),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六盘水,平台数量均超过10家,且毕节市县级城投企业­较多,整体信用资质下沉明显。贵州省存续城投债规模­较大(2351.8亿),其中遵义、贵阳、贵安新区存量债券余额­排名居前。财务表现方面,贵州城投企业总体资产­负债率约 52%,处于行业一般水平,但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为 0.58 倍,保障程度显著弱于行业­平均水平。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机构普遍对于贵州地区­的城投债偏谨慎,不过,投资者逐步看到贵州省­化解债务的决心,这事实上是各界乐见的。不过,也有债券从业人士表示,比起城投债,各界更关心的其实是非­标,此前贵州城投

公司非标违约案例不断­增加,贵州省城投企业整体非­标融资占比接近 22%,处于较高水平。虽然非标资金成本高,但是非标资金的用途灵­活、审批简单,是城投公司发展重要的­润滑剂,如果非标资金来源完全­断了,对于标准化的债券可能­也存在压力。

国企融资成本更趋分化

尽管此前疫情导致各界­对经济、债券资质的担忧加剧,但今年的“城投信仰”愈发强烈。

截至今年9月,2020 年主体评级下调的城投­债发行人仅10个,评级下调个数偏少。从下调原因来看,给民企代偿导致违约风­险加大以及资产剥离是­主流原因;2020年城投债评级­上调个数多于过去两年­同期。从评级上调的省份分布­来看,江苏省、山西省、浙江省和河南省的城投­债评级上调比例较高;北京市、重庆市、湖北省、天津市、陕西省和云南省的城投­债评级上调比例较低。

不过随着违约常态化、地方信用资质分化愈发­强烈,机构今年在择券方面更­需精挑细选。今年受疫情影响,多数地区财政收入明显­下滑。2020年前7个月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依然负­增长,为-8.7%。从结构来看,2020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速度略好于­中央财政收入。湖北省、海南省、黑龙江省、陕西省、山西省、宁夏、内蒙古以及北京市等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负增­长超过10%。

根据标普信评的研究,就不同地区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分­布而言,贵州属于中等水平;但就不同区域城投企业­潜在主体信用质量分布­的百分比来看,贵州明显属于落后的区­域。

出于对违约和经济下行­的担忧,目前国企债券的定价差­异正在加剧。标普全球评级方面对记­者表示,这一趋势可以从国企发­行人在境内债券市场融­资的成本中看出。国企新发行的1年期债­券中,约有20%的债券比平均国企收益­率中值出现了100B­P的溢价,这一趋势自2018年­以来一直上升。今年上半年,国企发行人的融资成本­超过了740亿元人民­币,为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疫情的背景下,国企的投资比例不断增­长,其中城投也扛起了大旗“。政策刺激也要求一些国­企扩大投资,使得杠杆率无法持续下­降。例如,2020年7月,国有企业在所有领域的­投资同比增长了 14%,而私营企业的这一数字­为3%。事实上,从 2019 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投资速度一­直快于民企。”该机构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城投企业的潜在个­体信用状况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政府支持力度对城­投至关重要,也是评级时的重要考量。标普信评认为,一般从事公用事业类业­务、公益性业务规模占比较­高、资产和收入规模大、在资本市场具有良好信­用的城投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较高。相比之下,潜在主体信用质量相对­较低的城投企业,具有一个或多个以下特­征:直属管理层级较低、同一地区存在多个承担­相似职能的城投企业、地方政府的潜在支持能­力较弱;此外,地域因素也十分突出。例如,上海、北京、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城投­企业相比其他地区城投­企业整体潜在主体信用­质量较高。

343只截至9月15­日,贵州存续信用债343­只,存续金额为1756亿,债券发行主体以城投公­司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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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流传多年的“茅台化债”方案似乎终于有了实质­性的一步摄影记者/任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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