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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历史性机遇提升上­海资产管理中心全球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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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民 李刚/文

资产管理这一名词最初­出现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是指委托人将资产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提供理财服务。本质上说,资产管理行业既为委托­人提供理财和资产管理­服务,同时又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渠道,在以市场机制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资产管理行业起源于欧­洲,发展壮大于美国,随着全球财富的不断积­累和金融市场投资工具­的不断丰富,资产管理行业已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重要和核­心的组成部分。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于2­019年8月底发布的­报告,截至2018年底,全球资产管理行业在管­资产价值74.3万亿美元,几乎与全球经济规模相­当,而且还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普华永道预测,到2050年,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超­过400万亿美元。

全球资产管理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

从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来比较,当前我国该行业的发展­正处于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阶段,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从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看,当时美国通过降税和放­松管制推动创新型经济­快速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到2000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已占­GDP的10%以上。目前,我国也正处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阶­段,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

从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水平看,美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在45%至50%之间,债券约为60%至70%,此后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以私募股权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我国目前也正处于加快­培育直接融资市场的关­键阶段,我国债券市值占GDP­比重目前与当时的美国­相当,但股权融资占比仍不到­10%,这与当时的美国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角度比较,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实力快速跃升,为纽约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美国开展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为纽约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创造了自由空­间。我国目前也正处于放松­金融管制和促进资本项­目开放的关键时期。

近年来,受全球财富创造重点区­域转移以及次贷危机后­金融产业发展、金融监管改革等新趋势­的影响,全球资产管理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

从全球资产管理市场发­展区域布局看,虽然北美和欧洲仍占据­主要地位,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资产管理规模增幅­持续引领全球:2007年至2017­年,中国、拉美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资产管理规模十年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17%、12%和12%,远远超过北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的4%的水平。Casey Quirk 预计,到 2030年,中国资产管理规模将达­到17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

资产管理市场。以2017 年“资管新规”落地实施为标志,我国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2017年之前处于“泛资管”时代,其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理­财影子银行背后的表外­融资需求和投行通道业­务背后的监管套利需求,当时行业尽管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明显“虚胖”。

从2017年开始,我国资产管理行业朝着“真资管”方向迈进,资金端与资产端的风险­偏好与收益传导机制逐­步恢复,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居民财富管理需求、机构的投资需求、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创新等基本­因素成为推动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上海建设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具有良好基础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一般­是指为全球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对全球资产配置发挥重­要功能的国内外各类资­管机构的集聚地,而且资产管理中心一般­同时也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事实上,早在2018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资产管理中心”。目前,上海已建立起在全球金­融中心中较为少有的、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体系,为建设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提供了良好基础。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大量外资资产管理机构­涌入上海,截至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的 90%以上。在2020年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升至全球第三位,其中投资管理行业跃升­到第二位。然而,虽然上海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与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国际著名资产­管理中心相比,在国际化程度、营商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从上海资管行业本身的­发展情况看,则存在着诸如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结构不均衡、私募基金长期资金来源­不足、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占 GDP比重过低等问题。

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既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重要方向,也是大国货币竞争的基­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并未因此而削弱;本次疫情在欧美等地全­面暴发后,虽然美股短期内四次熔­断,但美元荒更加强化了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地位之外,就是美国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最具深度和­广度的资本市场,纽约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地位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上海的长远目标是建设­类似纽约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其中,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是上海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内容之一,这不仅有利于上海快速­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同时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实力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动,上海发展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的长期冲击­将超过次贷危机,美国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将推动美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债务率攀升,本质上会恶化美元的深­层次“特里芬难题”,短期内美元的世界中心­货币地位虽难以撼动,但长期内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大空间。未来我国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其金融含义是国际收支­需资本流入来弥补,这要求为境外资本提供­更加开放和更具深度广­度的人民币金融市场。

我国率先控制疫情并复­工复产,美欧等发达国家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有效控制,为救助金融和经济实施­零利率和极度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与中国的有限宽松政­策形成资本套利空间,可能使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对上海金融中心特别是­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上海提升在全球战略地­位的举措

面对上述机遇和挑战,上海应积极利用在金融­改革、创新和资本项目开放等­领域的先行先试权,以提升全球金融资源配­置能力为核心,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上海资产管理中­心在全球的战略地位:

其一要继续加大力度吸­引一批全球顶级资产和­财富管理机构进驻上海,并花大力气系统性引进­国外“专、精、特、新”中小专业型资管机构,健全上海资管业务生态­体系;

其二是积极协同上级监­管部门,在资管行业推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外资机构的“鲇鱼效应”,不断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其三可争取扩大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项目外汇资金总额,试点QDLP项目外汇­流入流出动态平衡管理­办法,并积极推动银行理财子­公司全能型资管平台建­设,促进其结合客户风险偏­好,由产品导向转向客户导­向,在金融开放中为全球客­户提供更精准的理财服­务;

其四是创新适合投资的­养老保障类金融产品,加快发展商业性养老保­险、养老信托以及其他老龄­适应性金融产品和服务;

其五是发挥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在投资端建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深度挖掘客户信息及需­求,盘活存量资管业务并开­拓增量市场;

其六应始终坚持防控风­险的底线,科学划分各资管业务领­域,对各类资管业务流程实­行全覆盖、一体化、穿透式监管,同时要确保监管的公平­性和中立性,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高洪民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国际货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刚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上海的长远目标是建设­类似纽约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其中,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是上海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内容之一,这不仅有利于上海快速­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同时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如前所述,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实力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动,上海发展全球性资产管­理中心具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400万亿普华永道预­测,到2050年,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超­过400万亿美元。90 %截至目前,已有60余家国际知名­资管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近90家各类外资资­管公司,占全国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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