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年压缩1万亿任务难度大融资类信托规模为何不降反增

融资类信托业务具有影子银行特征，成为近两年监管压缩的对象。根据监管部门指定的年初规划，今年信托业需要压降1万多亿元的融资类信托业务。

近期信托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3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融资类信托余额为5.95万亿元，较年初的 5.83 万亿元不降反增。其中，在今年6月末，信托业融资类信托规模达到顶峰，余额为6.45万亿元。

多位信托从业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监管的要求是逐年压缩的。为应对强监管，不少公司把今年即将到期的融资类信托业务提前进行兑付，紧接着用新项目顶上去，变相拉长产品期限，增加额度。另外，地方监管尺度不一，在一些监管较松的地方，部分信托公司违规扩大开展融资性信托业务。行业将融资类信托的额度用到了顶格。

“总之，信托公司的策略是先把融资类信托业务规模增加上去。那么未来对于还在存续期的业务，是不好压降的。监管也难短时间大幅压降。”一位信托公司高管称。

“信托公司不够规矩，从投机主义发展而来形成了行业浓厚的江湖草莽气息，进而发展为漠视规则和纪律，各种跨越监管红线、阳奉阴违的现象频繁发生。比如压降信托融资类业务是去年底监管部门就提出的要求，但今年上半年部分信托公司仍然迅猛发展，结果下半年面临极重的压降任务。”银保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黄洪在12月8日进行的“2020年中国信托业年会”上表示。

融资类信托规模不降反增

近期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季度，信托业受托管理的信托资产余额为 20.86 万亿元，较年初减少 7432.79 亿元，同比下降5.16%，降幅较二季度末收窄0.4个百分点。

其实，近年来，信托行业的风险事件频发，监管层出于风险处置和金融业稳定的考量，今年年初监管对各大信托公司进行窗口指导，并要求融资类信托产品的资产规模较2019年底减少1万多亿元，让资金更精准流入实体。

今年7月下旬，银保监会点名批评一些信托公司，原因是其融资类信托发展过于迅速，并暂停其融资类信托业务。当时，有信托公司相关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确实收到了窗口指导，监管要求压缩融资类信托的规模。

今年11月底，记者从业内获悉，多家信托公司中被监管再次要求立即暂停融资类业务，恢复时间不确定。“监管对待融资类信托业务的态度还是之前的指导口径，未完成压降不得新增。目前，部分信托公司迟迟没有把融资类信托业务的额度压降下来，这块新增业务自然会被叫停，这是为了确保年底前压降到位。预计明年融资类信托业务会进一步压降。”一家头部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

不过，从第三方数据来看，压降任务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得并不顺利。

一位中部地区信托公司人士称，今年监管要求各家信托公司对融资类信托业务压缩20%左右，即在原来年初的5.83亿元的基础上压缩1万多亿元。恐怕今年这个目标难以实现。

融资类信托业务为何难压缩？

伴随国内经济减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水区，在金融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回归本源的背景下，信托牌照优势逐步减弱，各类金融机构不断与信托争夺资管市场份额，信托行业也正回归本源，已经来到转型分化的十字路口。

黄洪表示，信托公司普遍明白委托人信任的重要性，但却将委托人对自己的信任建立在明示或暗示的刚性兑付，而非自己的忠实品格和专业水准上，违背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制度定位，将信托业务从直接融资做成了间接融资，从“代人理财”做成了“自己理财”，从表外业务做成了表内业务。再比如，资金信托业务作为目前信托公司的主流业务，主要从融资端发起，信托公司在开展该类业务时主要围绕融资人的需求创设信托产品，对融资人利益的关注多于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利益的关注，这实际上违背了以受益人为核心的信托规律，展业逻辑存在错位。

“信托公司在当前资金信托业务模式下获取的主要是利差收入，违背了信托公司以管理费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准则，盈利逻辑也存在错位。”黄洪称。

一家信托公司人士对记者表示，压缩融资类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转型的必然。不过，之前监管曾经要求过压缩融资类信托业务，有些听话的信托公司按照规范减少了很多房地产类信托业务，而有一些“坏孩子”却做大规模，结果“听话的”没得到表扬，而不听监管要求的信托公司却盈利很多。现在一些信托公司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另外一位业内人士称，“我们也想转型，但是却没有转型的推动力。简单的影子银行业务和通道类业务是不需要信托公司花费太大的精力的，而做大标品市场需要信托公司重新梳理业务模式、企业文化等多重架构，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另外，目前很多标品业务是不怎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