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劳动者占比不低延迟退休应考虑照看服务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寿命在延长，子女退休时父母尚在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而除了照看孙辈外，一部分退休人员还需要照看父母辈的老人。
章铮/文
除了挣钱养家，家庭中劳动者的另一个职能，就是照看家庭中生活上无法自理或无法完全自理的家人（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妇等）。
在中国，一大部分主要照看家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或者本身就是就业者，又或者是将来很有可能被算成就业者的65岁以下退休人员。因此，在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时，就得考虑照看家人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中国城乡劳动力供求形势差异很大，所以分别讨论。
城镇：照看服务靠市场还是延退人员？
以往说到劳动力供过于求，说到剩余劳动力，人们联想到的往往是乡村与农民工。但最近几年，反倒是城镇部分行业（往往还是收入较高的行业）劳动力供过于求。
收入高加上就业岗位僧多粥少，这些行业的员工不得不“996”，不得不接受年满35岁就求职难的现实。“996”让员工工作筋疲力尽， 35岁现象使他们不敢辞职去当全职太太或先生，因为过了 35 岁就不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因而这些年轻员工没有精力，也顾不上照看家人，主要是家中的未成年子女。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这些年轻员工的子女，更多是由祖辈来照顾。根据《中国青年报》两年前对有子女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53.9%的受访者称家中小孩由爷爷奶奶帮忙带， 41.0%的受访者由外公外婆帮忙带，受访者自己带与保姆带的分别占 18.9%与9.4%（有重叠）。祖辈中，除了乡村户籍的，城镇户籍的多数是退休人员，特别是退休不久、相对年轻、身体较好的退休人员。
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的寿命在延长，子女退休时父母尚在世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而除了照看孙辈外，一部分退休人员还需要照看父母辈的老人。
正因为一大批60多岁或50多岁的男女退休人员在照看家人，因而在规划实施延迟退休时，就需要考虑如何消除或减轻延退对照看家人服务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认为，延退只是推迟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没有妨碍有关人员去从事包括照看家人在内的工作。但现实生活中，因为照看的是自己家人，在养老金保障了自己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退休人员基于亲情，所提供的照看服
务或者是无偿的，或者虽有偿，但所偿远低于相应服务的市场价。对这些照看家人的退休人员来说，养老金实际上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照看家人补助金。延退了，养老金暂时没有了，无偿或低偿的照看服务也就会无以为继。
自家人提供的无偿或低偿的服务会因延退而减少，那么能否用市场化的家政服务来补缺呢？笔者担心补不了。
先看养老服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2018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月人均支出额为3153.5元。退休人员中的失能、半失能老人不可能继续工作，这3000多元就是他们每月的全部收入。失能、半失能人员最需要看护。有报道说，目前太原养老护理员中，收入最低的初级工月薪为 2000 元。2019年，全国“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是3337元，与之相比，月薪2000元算得上良心价。但即便如此，对养老金不过3000元出头的失能、半失能退休人员来说，这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负担。既然付不起市场化的长期护理费，他们就只能靠自家晚辈（特别是已经退休，有时间、有养老金的晚辈）提供的免费护理了。
未成年人的照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看为例，一方面，幼托机构在埋怨“收费不高生存难”，有的月收费3000 元的托育中心认为“应该每月收费在6000~7000 元左右”；另一方面，“经济负担重”成为影响育龄妇女生育的首要原因，其58.9%的占比要比第二、三位的原因高出30多个百分点。可见，退休祖辈提供的无偿照看服务，短期内不是市场化的托儿所能取代的。
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照看家人的是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好工作的祖辈；他们照看家人劳动的价值，没有显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因而近期内，政府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为照看老幼病残埋单。具体来说，对市场能够提供，且消费者能承受其价格的服务（如月嫂、钟点工），政府不必补贴；对具有一定专业性、市场能够提供，但普通消费者承受不了其价格的服务（如对失能、半失能退休人员的长期护理，以及普惠性托儿所），政府通过补贴降低其市价，使得供方有利可图，同时需方也买得起；而对专业性及服务活动强度不高，但服务时间较长的非市场化服务——即由爷爷奶奶们提供的照看服务，政府直接向照看者发放照看补助金。现实中的照看服务可能是不同专业性、不同强度的活动的组合，比如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看，就既有重体力劳动，也有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还有大量耗时的日常照料，因而需要配套补贴。照看家人是不赞成退休人员延退的理由之一，向照看老幼病残的延退人员发放照看补助金，有利于延退顺利实施。照看补助金不是养老金，不应该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发放补助金会增加财政支出，且支出金额会随着人口日趋老龄化而增加。如果这种发放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化的措施，钱从哪里来？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如果一国是充分就业的，那么不管照看家人的是全职太太/先生，是“办社会”的企业（如用工方办的面向员工孩子的托儿所），还是领取名为养老金、实为照看补助金的退休人员，劳动力市场都会以某种方式，使照看工作者得到相应回报。但由于城镇部分行业劳动力供过于求，用工方强势，导致了“996”与35岁现象，迫使不少城镇家庭靠退了休的祖辈来照看小孩老人。50岁以上人员就业难、照看家人者以养老金为生活来源，这两个问题叠加，使得延退的实施进退两难。发放照看补助金只是救急，从长期来看，解决延退难的治本之策，是充分就业。
趋于充分就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答案就在今天的中国乡村。
农业用工比例偏高因照看家人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第一产业（主要是乡村）的仅占7.2%；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数量为20258万，在全国就业人员中的占比高达26.1%。
农业用工比例为何偏高？有学者沿袭多年来最流行的解释，认为目前中国农业中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数量至少还有9000万。笔者则认为，今天的中国乡村已不同于民工潮年代。除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外，农业用工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其中包含大量以照看家人为第一职能的劳动力。
内地农民工千里迢迢外出务工，家中的老幼病残则往往留在日常生活开支远低于沿海或大城市的家乡，外出农民工家庭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劳动力以照看这些家人。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为取得报酬、周工作时间在1小时及以上的就是就业者。即使以照看家人为主、家有承包地的乡村劳动力也很容易满足上述标准，从而被算作农业劳动力。论收入，这些劳动力留在乡村确实不值得；但他们留下的主要目的是照看家人，只是附带着种种地，因而在讨论他们是否应该留乡时，就不能只算个人收入了。
关于留乡照看家人对农民工供给的全面影响，笔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与此相关、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是以下两类资料。
第一类，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关于乡村留守儿童与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12 年，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外出的 6102.55 万乡村儿童中，与父母中留家一方住在一起的占一半以上（53.26%）。其中一部分（28.77%）是父母中留家一方与子女住在一起，另一部分（24.49%）是父母中留家一方、祖父母与子女住在一起。父母都外出、留守儿童与祖父母一起居住、其他人一起居住的，以及儿童自己单独居住（还不一定是没人照看）的，分别占32.67%、10.7%与3.37%。这意味着与爷爷奶奶相比、在农民工市场上更受欢迎的爸爸妈妈中，一大部分为照看子女（也包括其他家人）而留在了家乡，其数量以千万计。
第二类，乡村青年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
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的爆发，并不意味着乡村已没有剩余劳动力，但确实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最高、最受城镇用工方欢迎的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但2004年后，乡村仍然有相当高比例的青年劳动力，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例如，2004年，广东省18~25岁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只有75.6%。又如，16~20岁与21~25岁的乡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四川省（2006年数据）分别只占77.25%与 77.03%，湖北省（2007 年数据）分别只占78.11%与75.14%。研究机构的调查中，比例要比上述官方统计部门高一些，2011年，16~ 25岁乡村户籍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为83.6%。青年劳动力的务农比例要比不可避免存在的调查失业率（即经济学中的自然失业率）高出10~2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青年劳动力承担着权威研究机构所说的“重要家庭责任”（包括生育和照看老幼病残等），因而只能留在乡村，并被算入农业劳动力。
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远非只是25岁及以下年龄段。从2014 到 2019 年，全国 16~20 岁的农民工从959万减少到582万，减少了377万；21~30岁的农民工从 8273 万减少到 6717 万，减少了1556万。31~40岁的农民工从6246万增加到7415万，增加了1169万；41~50岁的农民工从7232万减少到7211万，大体持平。四者相加，50岁以下农民工数量稳中有降。近五年新增加的是50岁以上农民工，这意味着照看家人对农民工供给的影响，已经扩展到50岁以下年龄段。
以照看家人为主的乡村户籍劳动力到底有多少，笔者没有找到数据，只能大致估算一下。乡村户籍劳动力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与农民工（包括算入城市常住人口，但户籍在乡村的外出农民工）。2018年，前者人数为20258万，后者人数为28836万，合计49094万。根据前述第二类资料，乡村承担“重要家庭责任”的青年劳动力占同年龄段乡村户籍劳动力的10%~20%；根据前述第一类资料，虽然留守儿童中，父母一方外出、一方在家的占一半，但父母都外出、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也占1/3，还不包括那些替已进城落户的子女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因此，笔者认为10%~20%的照看家人用工比例大致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乡村劳动力。若按中间值15%估算，这部分劳动力数量超过7000万，按低限值10%计算，也接近5000万。无论按哪一个数值估算，在前面提及的乡村9000万剩余劳动力中，照看家人的都占多数。
目前乡村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是两类劳动力。除了年龄在50岁以上的，就是需要兼顾工作与照看家人，不仅不愿加班，还要求工作时间能与照看家人的需要相匹配的。用工方埋怨农民工照看家人影响工作效率，但招工难迫使他们接受员工一面工作一面照看家人的现实。
总之，照看家人或者占用一部分劳动力，或者占用劳动力的一部分时间。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它似乎是劳方的私事，用工方不会为此埋单。但当一国经济趋近充分就业时，无论照看家人是否市场化，它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在分析目前中国要素市场时，需要将照看老幼病残用工及报酬考虑在内。（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53 ％ 2012年，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外出的6102.55万乡村儿童中，与父母中留家一方住在一起的占一半以上（53.26%）。其中一部分（28.77%）是父母中留家一方与子女住在一起，另一部分（24.49%）是父母中留家一方、祖父母与子女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