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跑狗、回力球：异国事物在近代上海的引进与“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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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考察英国人刚开始赛马时的背景，发现当时的上海，整个英法租界只有177个外国人，其中27位是女性，而且多半是传教士夫人，凝聚社群自然是他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年来华的这些英国人，多半来自本国中产阶级下层，甚至劳工阶层，在国内很难有机会养马、赛马，来到中国后，社会地位蹿升，于是对跑马乐此不疲“。英国人每到一处就大费周折地设立跑道，铺设草皮，成立马会，举行赛马，效仿母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来匹配自己因殖民而新取得的社会地位。”

1867年正式成立的上海跑马总会在租界地位超然，不受工部局控制，也不被强制纳税。跑马总会内部，建立了财产信托制度，保证了财务上的永续经营。正是因为这两点，上海跑马总会一步步成为殖民社会的支柱。跑马总会的董事地位极高，而且常常和工部局董事重合，在马会中有了一定地位，就等于在殖民社会里占了一席之地。

上海跑马总会虽然对外壁垒森严，但张宁发现，从很多方面看，他们在上海的比赛已经不那么“原汁原味”了。比如，在英国，人们只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马来比赛，而在上海，漂洋过海运来大马实在成本高昂，无法满足赛事需求，只能用关外的蒙古马。蒙古马个头娇小，脖子短，没有英国军马那么高大挺拔、威风凛凛，但胜在耐力持久，又能负重。起用蒙古马一开始是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后来，蒙古马慢慢被接受了，而且从充数角色，变成了跑马场上的主流。

从贵族运动到大众娱乐项目

跑马在上海发展近半个世纪后，一些经常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也开始逐渐对跑马产生兴趣，却因华人的身份，屡屡被上海跑马总会拒绝。他们开始动脑筋建立自己的马会——万国体育会，并在江湾买地建立马场，逐渐与外国人的跑马总会平分秋色。

考察万国体育会创办人们的身世，张宁发现，这些华人都出身买办家庭、政商家庭和官宦之家，家族的第一

代对跑马半懂不懂，但是因为和西方人交往，所以想要效仿。到了家族第二代，就能切实掌握马术了。他们或出国留学，或长期与洋人打交道。宁波商帮的领军人物叶澄衷之子叶子衡、大买办徐润之子徐超侯，都是万国体育会的奠基人。

张宁认为，在叶子衡、徐超侯这批创办万国体育会的人中，有一些是真正醉心于跑马运动，但也有人将跑马视为一种攀爬社会地位的工具，希望借此打入殖民社会的核心圈。在很多方面，万国体育会都是跟在跑马总会后头亦步亦趋，还受其指导，是一种“监督下的转译”。但到1926年，“上海中国赛马会”成立时，情况就不同了。青帮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成了马会董事，跑马的赌博色彩更加浓重。马会成员名单也开始发生质变，从华人精英逐渐变成中间阶层和“白相人”的大舞台。黄金荣对跑马的看法可能最简单，只是把它看作一门生意，而更有野心的杜月笙，则把成为马主视为打入殖民社会的一种手段。成为上海中国赛马会总董后，杜月笙一方面涉足工商界，另一方面借赛马这个平台，与中外马主握手言欢。

在张宁看来，上海中国赛马会的成立，堪称“转译的失控”。至此，赛马从精英阶层的休闲余兴，完全转变成城市居民自由参与的公共娱乐。而这种转变的大背景，就是开埠后的上海人口迅速增长，培育了一批中间阶层。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颇能说明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微妙偏移。英国人喜欢在马的名字上大玩文字游戏，对他们来说，这也是赛马的一项乐趣。万国体育会里那批华人精英虽然都受过比较好的西式教育，一般交流不成问题，但玩文字游戏还是有难度。英国人为马起的名字常常是拉丁文，或者包含历史典故，带着弦外之音。华人马主搞不明白这些名字背后的文章。他们为马起的名字一开始颇为直白，比 如“Become Rich”（ 发 财）、“Black Tiger”（黑虎）等。后来，华人也开始在中文译名上做文章，用英语来表达中国传统。比如，盛家老四盛恩颐的马就以“ment”或“ship”结尾，比如Advancement、leadership等，每逢必须译为中文的，就选择“宣武门”“正阳门”“江南春”“牡丹春”等。陆季寅则用“菊”为他的马命名，比如“金菊”“绿菊”“刺菊”。张宁觉得，华人马主为马厩和马匹取名的方式，进一步“让看似正宗的英式运动朝着中国的方向略为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