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角落里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建造房子
这些文字读来清新，质朴，醇厚，不同于一般文艺青年容易流于矫揉附会，能看出来作者是在精确的观察基础之上发挥联想或想象，兼具感性与理性。在如今这个电子产品泛滥的时代，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匆匆奔赴大理，只急着摄取一帧帧苍山洱海宛如明信片般的照片，然而从未真正对这片风景投以深情长久的注视。
这本书会勾起你重回大理、重新审视这片土地的好奇心，从风景地理层面，更从人文层面，因为每个项目也会捎带出背后相关人物的故事和传奇。赵扬想要寻找一种状态，让自己成为一种管道，扔掉所谓流派、手法或现代主义的包袱，进入一种完全有机的现实。这种现实他在大理、在他的大理业主身上找到了。
赵扬的事业转折点是竹庵。该项目被“一条”、《安邸》等媒体采访报道之后，赵扬在大理“扬眉吐气”，在全国也获得声名，影响力还突破到了建筑圈之外。这是一段业主与建筑师互相成全的佳话，一个似乎只有在大理那片“异质”的土壤里才会落地生根的神话。“画家蒙中带着真实的生活理想和过这种理想生活的能力来到了大理，其实我只是一个媒介，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慢慢地，我形成了这种接项目的状态，我需要感知到一个项目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诉求，而不是作为一个工具，无论是传媒的工具，还是金融的工具。”
更早些时候，2009年底，当赵扬完成他的第一个重要作品尼洋河游客中心之后，他被一种强烈的顿悟所震撼，但无法诉诸学术语言，情急之下他用英语写出格言体“manifesto”
（宣言），然后再回译成中文，他把主题命名为“境遇的建筑学”：“原创性源自境遇，而非想法。想法自我重复，境遇永不复现……境遇无定式，秩序交错往复而即兴呈现。自发性带来随机的应对……”
一年多以后，去大理之前，他坐在北京的万圣书园，再次以同样的方式写下新的宣言，提出“无界的建筑学”：“‘无界的建筑学’是没有实质的建筑学。建筑被一切非建筑影响和决定……当我们揣摩实体，我们注念于虚空；当我们营构虚空，实体在起作用……”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回望来路，那些灵光乍现的时刻复现，那些连他自己也无法清楚阐释的格言复现，赵扬渐渐总结出一套独属于自己的建筑方法论和世界观——从“化势为形”到“离形得势”——书中倒数第二章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相比其他章节均以建筑实践描述和记述为主，这一章更具理论价值，涉及拓扑学原理等专业背景。
奇特的是，赵扬那些略显晦涩的格言体语
句似乎明显有道家的意味，却首先用英文写就。他和与他同时代有留学背景的建筑师，都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极深，在追求精确性上，书写或思考往往都自然地首选英语，他无奈地称之为“建筑学科在文化上的尴尬处境”。直到搬到大理之后，他才开始更主动地去学习和了解东方文化与传统智慧，他把这当作大理送给他的一份珍贵礼物。
问他是否会刻意训练观察和表达能力，他提到自己钟爱的艺术家罗伯特·欧文。一部关于他的传记，书名“Seeing is Forgetting the Name of the Thing One Sees”（观看就是忘记观看对象的名字）——我们再次忍不住感叹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一件多么让人无奈的事，原句极富诗意的韵律在翻译之后丧失殆尽——对他影响深远。在大理，风景再美，看久了也是日常之物，但赵扬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因为置身其中太久而变得迟钝，反而观察得愈加仔细，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塑造了他感知事物的方式，一种更接近事物本质的方式。与此同时“，修辞立其诚”，“写作帮助我严肃地梳理我的思想，让我的思想更为成熟和坚定，古人作文‘为天地立心’，我先试着为自己立心吧”。
在另一重意义上，也是在更具普世启迪性的层面上，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与建筑有关的文本，更是对一个青年在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所做的一段冒险历程的回顾与告白。“现代建筑像一个没有教养的男孩长成了野心勃勃的青年，几番自以为是之后，中年危机如约而至‘。礼失而求诸野’，礼失更要求诸生活。”
赵扬在独立思考之后做出了理想主义的选择，远离被消费主义与社会分工所绑架的建筑行业，把自己“放逐”到一片建筑生产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土壤——“放逐别人乃一切罪行中最恶劣者，而放逐自己则是一切成就中最伟大者”（西蒙娜·薇依）——并为之不断冲破已有的知识结构、思维框架和社会体系的藩篱，向这个“冷漠而温情未尽的世界敞开心扉”（加缪），寻求被遮蔽的诗意与真知，逐渐获得坚定的信念“。即使文化的乡野、文明的旷野都被蚕食殆尽，而为人，我们总还可以反求诸己，在平常而真实的日子中去感知尺度和分寸，明辨哪些是真正需要的，哪些是彻底荒谬的。”
与赵扬惺惺相惜的建筑师华黎在经过自己的观察之后，做出了一番贴切的总结“：赵扬去大理，与其说是职业路径，不如说是人生路径的选择。他选择了那样一个地方，那样一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问题，这种生命状态可能比单纯的建筑本身更为重要。作为一名建筑师，建筑作品跟他的生命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建筑作品就是对生命状态的言说。”
时间拉回到2013年8月，当时我们一行人乘小船渡湖抵达金梭岛，爬上陡峭的悬崖取景，拍摄刚刚完成土建的“双子客栈”（这个项目因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建成），石木框架的建筑线条简洁凌厉，背靠悬崖，几乎像从蓝色的洱海中升腾而出，直面青翠的苍山与蓝天白云，有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奇幻感。赵扬在采访中对我说：“在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角落里建一个房子，这很吸引我。我想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让它与这个场地形成强烈的关系。当人们身处其中，会感觉它真的就是天地之间最自然的一种存在，因为原始而动人。”面对那般壮景豪言，彼时的我也感到一阵激奋。年轻时我们都更容易被奇绝的形式所打动。
赵扬更早期的作品尼洋河游客中心，位于另一个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西藏，具有更加高度抽象而强烈的形式感。初到大理时的他，还无法放下过去的执念，书中生动记录了他是如何在和现实的不断“推手”往复中突破形式束缚的。如今他云淡风轻地打趣自己： “假如没有搬到大理去，我也许会一直沿着从前的路走下去，也许会成为一个或多或少有些纠结和焦虑的建筑师……”“那你应该会抗拒生活吧？”“某种程度上，我会压迫人们的生活……但我运气太好了，我去了大理，并且我受到了巴瓦的影响……”
清华毕业、留学哈佛的赵扬，回国后做出了理想主义的选择，远离被消费主义与社会分工所绑架的建筑行业，把自己“放逐”到一片建筑生产还处于自发状态的土壤。他想要寻找一种状态，让自己成为一种管道，扔掉所谓流派、手法或现代主义的包袱，进入一种完全有机的现实。这种现实他在大理、在他的大理业主身上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