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疫苗注射速度及效果弱于预期，疫情加剧对经济的压力再次显现，但通胀预期已有所抬头，整个2021 年，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将阶段性高企，中国需有所准备。

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美国政府已经连续出台了几轮的财政应对政策。最早在2020年3月5日，国会紧急拨款83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以支持对抗新冠疫情的努力。2020年3月25日，参议院通过了《新冠疫情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2020年4月23日，众议院通过了《薪资保护计划》以及《医疗保健促进法》，为小企业贷款、医疗保险提供者和新冠测试提供了4840亿美元资金。最新的财政政策是拜登取得总统大选胜利后所出台的财政救助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非常有效地支持了家庭收入与消费。在去年4月第一波疫情高峰时，美国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5％，这完全是政府对个人转移支付增加的结果：该月美国政府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增加了100％。巨额的政府转移支付迅速提振了受新冠疫情重创的消费支出，可见，本已负增长12%的消费在政府刺激政策的加持下迅速转正，达到约7%的增长率。

虽然财政刺激政策对消费的刺激立竿见影，但是家庭很显然并没有将所有的转移支付收入拿来消费，部分收入转为家庭储蓄，个人储蓄率从2020年2月份的8.2％急速上升至4月份的33％，上升幅度惊人。之后政府转移支付逐渐下降，从4月的6.6万亿美元下降至9月的4.2万亿美元，但由于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个人消费得以一定程度地恢复，5月之后四个月的月增长率分别为8.7％、6.5％、1.5％和1.0％。伴随着消费支出的逐步回暖，个人储蓄率从4月份的 33.7％稳步降低到8月份的14.1％，但是以历史标准衡量，美国家庭储蓄率依然居高不下。

由于欧元区并没有统一的财政框架，欧元

区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政策较为波折。2020年7月21日的欧洲理事会领导人峰会上，欧盟各成员国首脑就7500亿欧元经济复苏计划达成协议，被评论人士喻为欧元区的“汉密尔顿时

刻”。尽管刺激力度空前，但从个中细节不难看出，欧盟领导人们仍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裹足不前，用形式上的妥协掩盖原则上的分歧。

这份名为“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 的欧洲复苏基金，旨在动用财政刺激手段，修复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与社会损失，重启欧盟经济。为了给复苏基金筹款，欧盟委员会将可动用资源上限临时提高至欧盟国民总收入的2%，利用欧盟整体的优质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上举债融资。下一个欧盟七年预算框架 ( 2021~2027) 的总规模，也随之达到1.85万亿欧元。

在联合发债融得的7500亿欧元中，3900亿欧元将作为救济拨款发放给各成员国，其余3600亿欧元将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作为欧洲新冠疫情的最早暴发地，意大利将会是复苏基金的最大受益国，预计将获得约818亿欧元的拨款，以及909亿欧元的贷款。紧随其后的是西班牙，预计将获得773亿欧元的拨款和631亿欧元的贷款。此外是波兰，预计将获得337亿欧元的拨款和261亿欧元的贷款。根据最终协议，为复苏基金融资产生的欧盟债务，将在2027年后开始偿付，并最晚于2038年全部偿清。

在经济政策应对尤其是财政政策应对上，美欧政策取向不同，对比鲜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允许公司解雇员工，同时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来提供额外的失业救济和税收削减。而欧洲国家则出台由政府资助的在岗休假计划，来保护雇员收入和就业状态，提供的直接预算支持较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0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占GDP的19%，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水平，几乎为欧元区平均水平的2倍。

虽然规模庞大的资金注入确实解决了低收入者的燃眉之急，显著提振了消费，但是美国如此庞大的财政刺激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消费者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应对之举是以创纪录的速度囤积现金，这体现在远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的家庭储蓄率上。总体而言，大规模的政府转移支付显著增加了银行存款，而对消费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是温和的。

比较欧美两国的实体经济表现，在2020年二季度，欧洲产出下降幅度远远高于美国，但失业率提高的幅度并不大。哈佛大学教授弗曼（Jason Furman）估计，美国实际失业率从疫情前的3.6%跃升至4月的20%。相比之下，欧洲多达四分之一的劳动者在岗休假，只有临时合同工、共享经济从业者以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真正处于失业状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欧洲社会安全网提供的保护比美国好得多。

总而言之，美国天量的财政政策支撑了美国经济尤其是家庭消费，但是美国付出的财政成本极大。相较而言，欧盟的财政刺激较为温和，疫情中经济表现较美国疲弱，但是付出的财政成本则远小于美国，这为疫情后复苏留出了更多的财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