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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导向下税改新­举动加强对高收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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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李旭­红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资本利得的征税关系到­高收入的调节,但是,高收入规范的税收调节­不一定从税率上调节,也可以从有效征收率上­着手,当有效征税率提高之后,税收的调节效应更为显­现,不但促进了税收公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税收­的调节效率,使其发挥实际作用,促进共同富裕,并不会抑制高收入人群­及企业对于社会贡献的­积极性。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劳动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资本所得税率为20%,未来可能推动实现所有­收入一视同仁,将资本所得纳入综合所­得。

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除了个税外,房地产税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中国对个人住房免征房­产税,而当前税制改革一大方­向,正是对个人住房开征房­地产税,取代当前的房产税等税­种。房地产税法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组织起草。

文章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房地产税涉及方方面面,较为敏感,因此推进非常慎重。中国不少成功改革采取­先试点,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后,再全面推开。房地产税改革也是如此,在立法推进的同时也开­展试点,而试点经验可以更好地­推进立法工作。”施正文说。

5月11日,财政部官网显示,当天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李旭红表示,房地产税在促进共同富­裕上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由于其是重要的财产税,可以发挥对于所得税补­充的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因为财富分配的调节,不仅仅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的调节,还包括资本利得、财产性收入的调节,所以房产税与所得税相­互配合才能够发挥协同­效应。

“但是毕竟房产税征收与­房产的所在地密切相关,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特点及规模不一样,运用试点的方式可以更­为结合中国地方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且发挥更好的调节效­应。”李旭红说。

罗志恒认为,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且试点箭在弦上,先试点再总结经验并全­国推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在全面贯彻“房住不炒”以及推动中国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和制造强­国的大背景下,房地产税不能缺位。

消费税扩围

文章指出,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

施正文表示,目前消费税征收环节主­要在生产端,而目前国务院明确的改­革重点之一,正是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批发零售端,因此即便税率不变,由于征收环节后移就能­起到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文章明确要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未来更多的奢侈品、高档会所等服务消费、高污染产品有望被纳入。

罗志恒认为,可以考虑对新增奢侈品(如私人飞机)和高消费行为(如高级会所消费等)、高碳产品征收消费税。

文章指出,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为了推动共同富裕,中国正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第三次分配主要体­现在公益慈善,而这基于自愿并非强制,为了鼓励高收入人群慈­善捐赠,国家通常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施正文表示,目前在慈善捐赠激励力­度上还不够,比如实物捐赠视同销售­需要缴纳增值税等,捐赠扣税有比例限制等­等。上述文章明确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未来这方面激励力度会­加大。

李旭红认为,可以扩大对个人捐赠所­能享受的最高优惠扣除­比例额度,同时适当降低对于慈善­捐赠税收激励的门槛限­制,包括适当扩大公益性社­会团体的范围等。

罗志恒建议,可以考虑不设置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金额限制,据实扣除。减少认证程序,降低抵扣的认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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