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只能永做苦行僧？
处于翻译金字塔顶尖的文学翻译就属于后者。当郑振铎译出泰戈尔的《飞鸟集》，杨绛译出西班牙文学经典《堂吉诃德》，当朱生豪、巴金、傅雷等群星闪耀时，文学翻译那么让人艳羡，外语专业的谁不想毕业后走上这条道路，去摘取这颗翻译王冠上的明珠？
然而， 如今这条路是如此泥泞与艰辛，文学翻译完全不亚于唐玄奘西天取经，是一场苦行僧式的修行，这条路上有N道磨难等着你。越来越多的外语毕业生不再将翻译列入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内，记者了解到北京某重点高校的MTI翻译硕士项目2015级笔译班同学，竟无一人表示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取经路上N道劫
2016年12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本年度俄罗斯“大书奖”金奖作品《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中译本。中国政法大学王嘎老师历时6年完成了这本译著，1000多页， 97万字。
该书文体驳杂，几乎涉及所有文学体裁，而内容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在新书发布会上，王嘎直言整个作品当中有超过3000行以上的引诗以及大量的诗歌片断让他很是头疼。
作为俄罗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本身的诗歌就极具天赋与跳跃性的，而这本他的传 记的作者贝克夫的写作又打破了传记体裁所惯有的线性时间的叙事模式，在堪称宏大的构架内钩织起了一副巨大的网，包括诗人的诗学发展之路，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同时代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遭遇，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等。用王嘎的话讲，这是诗人点评诗人的一部伟大著作，大量天才思想火花的闪现是很难把握的，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凡著作中出现帕斯捷尔纳克诗句的地方，王嘎一定要找到原文出处反复思考。经过多次斟酌和修改，王嘎在翻译过程当中采取了一种以汉语所重的音色和节奏为依据的方法，在不破坏原意前提下尽
量维持在汉语规范容忍范围之内。王嘎说，诗歌的音色和音调是美妙的，是决定一切的，但同时也是很难翻译的。“如果过多地追求形式对应，用汉语的格律去对应俄语诗的格律，恐怕是一种削足适履。”
数年间，除了完成传记正文的翻译，王嘎还为此书添加了1300多个译注，力求每句引诗均有出处，并查明准确的创作时间，相关知识背景也着力加以详解。“原版没有脚注和尾注，但是我希望这部传记不光是满足一般的阅读，还能成为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一个介入的路径。”
帕斯捷尔纳克写过的一篇文章，说写作就是一个造书的奇迹，他又把书比作热气腾腾的良心的立方体。王嘎说：“一方面我要去探寻这个奇迹，另一个方面也要去了解那个时代，坚守着良心、良知。所以翻译这个作品，我不是那种形式的对应、语言的转换，而是想要探究那个良心的奥秘，想要探寻那个奇迹的美妙。这是我翻译的内在的驱动力。”
王嘎的译作得到了著名翻译家蓝英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张福声、诗人王家新等的赞赏，但他自己仍不满意，“翻译在我心中是高不可及的任务”。他认为自己是按摸索的野路子翻译完了整本书，相较于达到形神兼备的翻译效果，只是“勉强交差”。在他的眼里，翻译是一项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任务。
做过文学翻译的都能感受其艰难和要求之高。曾翻译过帕斯捷尔纳克撰写的《日瓦戈医生》的北大俄语系教授蓝英年认为，翻译作品不仅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还必须具备很高的外语水平、中文功底以及 广博的知识面。“翻译需要全方位的综合素质，缺少哪方面都瘸个腿。”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的史凤晓对于文学翻译“信达雅”的严苛原则有着极其深刻的体悟。“文学翻译不是你字面意思表达出来就行，它太复杂了，一个词经常斟酌好多遍，还不一定能拿捏到位。”整整一年，史凤晓几乎用尽了所有课余时间完成了一本关于创意写作大师的译著。“那年几乎见人聊天就会不自觉地跳到切磋词语的使用，让别人帮读一下是不是合适……”
可即便身心俱疲地翻译完一本巨著，一些有争论的细节还是会被后人数落。翻译过《天鹅绒监狱》的青年译者、诗人戴潍娜就曾跟记者表示，即便是世界上一流的翻译也会出现错误和硬伤。“做翻译被骂是迟早的事儿。”戴潍娜并不太在意， “杨绛先生不还是一样承受攻击？”
翻译行业“病了”
文学翻译要付出的太多，包括时间、精力，甚至身体，但得到的太少。
“文学翻译恐怕是世界上性价比最低的工作。” 戴潍娜说。翻译稿酬多年来维持在千字60元到80元，还常被盗版。曾经有朋友跟戴潍娜探讨，译者需要一个工会，专给译者维权，像好莱坞编剧协会一样，动不动搞点集体罢工。这话在现实中更像是句玩笑，但背后暗含着辛酸。
一位译者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一位高翻毕业生的自白：中国的翻译行业病了》的文章，其中说：“中国的翻译行业病了，症状之一就是笔译员的劳动价值被低估，收入与 付出不成比例。”在这篇文章结尾处“你觉得中国笔译员的平均薪酬是否过低”的投票中，有7770票、约82%的人都选择了过低一项。
曾以福克纳作品译本对比为主题写硕士论文的晓波（化名）告诉记者，本科就读于某重点高校的她曾尝试跟随自己老师翻译过一本短诗集，但那之后他果断放弃了以后做文学翻译的念想。晓波是文学发烧友，研究译著他不怕难，可“怕饿死”。“报酬太少了，如果真的做这个，一本书翻译一两年赚个一两万，我觉得很难生活。”
资深译者、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副教授王维东每年都带几名翻译专业的硕士生，有些学生慕名而来，希望在翻译上有所作为，但毕业后，在翻译道路上继续跋涉下去的很少。
翻译报酬低，如果有个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从事这行还可考虑。但据了解，除了外文局、中央编译局和个别出版社有专职翻译编制外，其他地方少之又少。“也有的学生当了大学教师，不甘心放弃翻译，可是你想在单位站稳
脚跟，就要评职称，生活上还要结婚生孩子……这些繁杂的事情解决完，锐气也没了，大多数还是放弃了翻译。”王维东很遗憾。
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李尧在翻译道路上艰难跋涉了将近40年，已翻译出版50多部英语文学作品，十分理解学生们的苦衷，因此，他支持学生“曲线救国”。“你毕业了，将要买房子、买车、结婚、成家……你这样靠翻译根本就不可能养活自己。我经常奉劝自己的学生，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做翻译。”
王家新曾赞誉《帕斯捷尔纳克传》的译者王嘎像虔诚的圣徒一样在翻译事业上献身，但这种献身是需要有好身体的，不然都没法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张福声说，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传》是王嘎毛遂自荐的，除了王嘎认真仔细的试译稿件外，两人见面后王嘎强壮的身体也让他更加坚定启用这名新人。“翻译其实是个体力活。”张福声说。
《莎士比亚全集》著名译者朱生豪先生32岁便英年早逝，“早知一病不起，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的临终遗言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如 果有一副好身板，已翻译180万字的他不至于饮恨离世。
乱象频生扰人心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价格低廉、翻译质量差的文学译著，扰乱了翻译市场。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博导司显柱就曾批判过译者市场的混乱。2016年5月，他在《中国翻译》发表文章指出，巨大的市场和较低的入行门槛，加之买方缺乏判断译作质量的能力，让各类水平较低的私人或是翻译机构横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强说：“翻译资格是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的，也最好不要用法律方面去限定一下，主要是行业规范和自觉问题。”他表示，曾经有过一段翻译的黄金阶段，那时译著无需考虑出版时间，出版社也往往会寻找资深的翻译家或有一定功底的译者精打细磨，可现在“有的书恨不得与国外做到同步，很难做到精打细磨”。
翻译过《饥饿的路》、《中国通史》等大小几十部作品的王维东对此深有体会，“有些作品风格很鲜明，不是四平八稳的，那你就不能用 四平八稳的方法翻译，可出版方不允许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咂摸……”
宋强告诉记者，一些文化公司和出版社为了短时间出版外文畅销书籍，往往会找功底不够资深的译者翻译，价格也会低于市场价。甚至“还有些出版社在短时间内推出经典的翻译，包装得特别好，竟然还以贬低老翻译家的形式进行市场推广。”
提到目前翻译市场出现的一批什么都敢翻，多短的时间都能完成的“影子翻译”，戴潍娜愤愤不平：“很多四六级都整不明白的‘翻译机器’混迹其中，把文学翻译搞成了义乌小批发市场，导致文学翻译不再被信任，译者被打压，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
“有的人自以为是，实际上对外国语言不精通。文学翻译很多地方需要查询，他不查询就翻，一天翻五六千字。”蓝英年深表心痛。
为赶速度，或为了节省成本，有些人还使用软件来翻译。
随着科技进步，海词典、爱词霸等各类翻译软件层出不穷，尤其是2016年9月，谷歌推出了GNMT，机器翻译发展飞快。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文学翻译上，机器无法取代人。
在大学教授笔译课程时，李尧发现有的学生用软件完成小说翻译作业，这让他很是气愤。“用机器软件做文学翻译真是天下奇闻！”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创造性的劳动，是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学翻译是艺术，艺术是个人的创造力的表现，拿机器软件翻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戴潍娜也认为，未来机器可以完成规范化的文字翻译，但凝结着强烈个人风采、作者与译者智慧、情感与创造力的文学翻译却不能被替代。“文学翻译是精英化的工作。”戴潍娜说。
那些坚持的人们
虽然文学翻译之路很艰辛，但仍有一些年轻人坚定地走了下去。生于1980年代末的自由译者陈萱，从小就有个文学翻译梦。陈萱先后毕业于北外保加利亚语系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中英翻译专业，本科期间就在《译林》杂志发表过译文诗歌。
但考虑到做专职的文学翻译很难养活自己，陈萱回国后曾先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家子公司当过产品经理、在某外语类出版社担任过编辑，繁忙工作之余，陈萱从未忘记心心念念的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这条路很难坚持下去，皓首穷经，几易寒暑，抬头惊觉匆匆一年又到头，正是‘岁华销尽客心惊’。”她曾写下这样的话。
为了儿时的愿望，不管是周末还是出差，陈萱时常利用零碎时间随时翻译。就这样，从两三万字的散文集《家有老爸》开始，到27.5万字的《轻舔丝绒》，几年间陈萱已经翻译了五六本译著。
从2012年硕士毕业回国到现在，陈萱也尝试过教材、摄影集和剧本的翻译。“翻译剧本甚至是做文学翻译十倍的价格，有时候去接口译也是一天上千的收入，但是我痴迷于文学，曾经也写过小说，我觉得文学翻译是快乐的。”
2016年夏天，她辞职成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室，接一些口笔译的任务赚钱，最主要的是能有更多自由的时间翻译喜爱的文学作品。
翻译长篇小说短则需要三四个月，长则一年多，可获得的收入也不过从几千到几万不等，这与付出的时间严重不成正比。提起微薄的报酬，陈萱笑了，她告诉记者，依稀记得小时候译者稿酬就是千字60元到80元，等到长大自己变成了文学翻 译译者的时候，稿酬竟然没有任何变化。更可怕的是，因为工作之余做翻译太过劳累，陈萱还被检查出了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翻译是个寂寞的事业，作为译者的我完全没有时间颓废，我时常想万一有一天出了什么事，还没完成译稿怎么办？”她很认真地告诉记者，自己要好好锻炼身体，这样就会有更多时间来做翻译。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人的存在，虽然痛斥翻译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李尧对文学翻译境况的扭转充满信心。他说，自己教的一些学生不乏优秀者，有的为了文学翻译梦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译著理论，有的则在硕士期间就已出版文学译著，质量上乘……
很多学生觉得文学翻译太廉价，不愿从事这行，但王维东认为，低廉的稿酬扼杀翻译梦想只存在于低端的笔译市场。
宋强也表示未来稿酬太低的现象肯定会有所扭转。对于已经成名的翻译家，他认为收入不再是制约他们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拦路虎。“现在很多译著都变成版税制，这样译者的收入会增加一些……还有，你像翻译《哈利∙波特》的著名翻译家马爱农等，他们对公司提出的稿酬要求相对比较高，出版社为了让译文更好也愿意付出更多的报酬。我相信（翻译市场）未来会有所改变的。”
MTI何去何从
据统计， 2017年全国招收MTI（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院校高达150所， 2016年下半年参加全国翻译资格考试报名者已达到5.8万人，累计报名超过57万人次，已有近6.7万人次获 得了翻译资格证书。
MTI如何培养出好的翻译？王维东认为，课程设置要有明确的、彻底的实践取向，老师还应该耳提面命地为弟子们传道受业。“翻译不仅有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有伦理、审美、文学、学术价值，它是一种精神活动。”
读MTI和以后做翻译中英文功底都要好。“对外语的判断力，对母语的实践能力，大量的中英文阅读，包括自己会写东西都绝非一日之功。”李尧对此有切身体会，他曾在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并写过20年小说，获得2016年度“胡壮麟杰出翻译奖”。结合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自己翻译的东西可读性比较强，首先因为我是作家，中文基础比较好。”
除了扎实的中英文基础，王维东认为，思辨力和感受力缺一不可。他指出，译者精神格局的高低会影响译文水准，“译文不好很多时候是你不懂原作者，不懂原作品最精妙的东西，再多的翻译技巧也掩盖不了‘完成品’的苍白和僵硬。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短板。”
“翻译的职业性要从学生入学第一天灌输。”与很多人的观点不同，王维东反对把翻译作为“副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翻译实践需要长期的积累。”王维东认为，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定位模糊化是一种浪漫的想象。
“现在的翻译界，‘辅助’论调的秉持者越来越多，但译著的质量却越来越差，这两者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吗？”王维东反问道，他告诉记者，几十年前的学术、文学译作质量较高，与过去的人心无旁骛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一个译者，基本不可能一边贬斥着手头的翻译为副业，一边如痴如醉地字斟句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