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不跳槽，这个90后怎么了？

作为2012年毕业的第一批90后，截至今年7月，就整整入职场5周年了。好像昨天的我们还被集体批判“不靠谱”，今年我们已经“太靠谱”，憋住笑跟被95后气歪嘴的人力资源总监说：“那两个95后实习生！上午办入职手续，下午办离职手续！要！死！啊！”

这年头，好像是谁要是没跳过两回槽，就跟不上进似的。作为一只上进小青年主业图书小编一枚，每次朋友聚会都会面临同龄人（往往是男同学）诧异的目光——“还在那儿上班呢？！可小心温水煮青蛙啊！”过一会儿看我脸色不太好了，又绕回来说，“哎呀不过，女生嘛事业心不用太强，求个稳定也不错……”

你没看见本姑娘是个超级工作狂，累得都快瘦成一张纸片了吗？谁说不跳槽＝温水煮青蛙=小怂包＝不上进？真正的勇士才敢于面对不跳槽的职场——因为你遇到再多麻烦、委屈、压力和瓶颈期时，首先想到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跳槽而逃避。那等问题解决了呢？风雨后是彩虹啊，等着领奖状准备获奖感言就行了，谁还跳槽啊……

第一年——蜜月期：不舍得跳槽

都说职场如战场，象牙塔里才是无风无雨的避风港。而对我而言，恰恰反之。 大学四年过于刻苦（震慑一下你，我是早晨四点钟从宿舍爬起来去走廊搬个凳子写作业，六点钟出门对着墙根练英语，最多时兼着4个社团负责人常常忙到晚上11点，翘课参加无数个比赛，周末去做口译兼职，成绩还能专业前三的霸霸，哈哈不好意思啦），于是好不容易熬到了上班，发现上班简直是天堂一样啊！不用早起晨读、不用写作业、不用担心高数听不懂、不用担心专业课被挂掉，周末可以睡懒觉，不用发愁写论文，不就是朝九晚五八小时么……况且，职场新人也不会被安排啥重要工作——作为2012年毕业的第一批90后，职场BOSS们还停留在“90后都是洪水猛兽”的可怕认知上，我们不给组织添乱，已经很让BOSS们意外惊喜了，哪儿敢歇斯底里地把我们当苦劳力使唤。

于是，要是发现单位在CBD后身的小院里有金鱼和葡萄架、可以把自家喵星人带到单位当“临时镇社猫”（汪星人也能带来上班，只要它保证不叫唤就行）、每周有文艺癌们喝着咖啡的读书会，每年能 攒40多天的假期去旅行，春节半个月的带薪假，每年中午有阿姨做饭——周一有煲仨小时的莲藕排骨汤，周二银耳莲子羹，周三山药排骨汤……唉，穷点儿就穷点儿吧，比起当年上学的日子，上班简直像天堂一样，哪舍得跳槽。

第二年——灰暗期：没本事跳槽

按照经济学的“边际递减效应”，人在新鲜环境中的幸福感会递减。于是第二年我就撑不住了。我陷入了一个巨可怕的阶段——我找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工作是挺忙，作者是挺牛，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特别不愿意跟别人说我是个编辑。更何况工资那么可怜，千万别同学聚会，聚会你就发现自己工资还没有外企前台多。

都说名利名利，这“利”拿不出手，有个“名”也行啊。可名也没有。我无非是个特不知名的出版社的特不知名的小编辑——没人在乎我的存在，当然我的存在也不打扰谁。除了我的直属领导，应该没人关心我今天来还是没来。就像是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迎来了一个巨大的假期——假期结束了，人还是要重新找寻价值的。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我会不会这么一辈子就过去了？然后到头发都白了退休了还挣着可怜的勉强糊口的工资，每个月出去玩都得计划着打折机票（所以我写了那么多“国际青旅”的稿子，有了那么多穷游经历，呵呵）。那时候，我在电脑键盘底下压着一句话： If you cannot find a self-definition, you will be defined by the society.（如果你不能找到自我定义，那么你将被社会定义）。

更让伤口上撒盐的是，我接到了两次TED国际公开课的邀请，作为speaker去

分享“如何不虚度大学四年”。第二次演讲是在天津，我清晰地记得，我发着低烧去，演讲结束回到宾馆开始高烧——那场高烧，像是把十几年求学生涯的一切成绩全都烧回零点——该嘚瑟的都嘚瑟完了，然后我现在呢？

我不知道。而且想换工作？我换什么？换到其他社做编辑？我做出什么书了？有什么资本？换到其他行业？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10个offer全中，想到出版社玩儿一把”的优秀毕业生。你都工作两年了，你做出了什么？好丢人对不对？更尴尬的是在每年行业内最大的书展，我碰见了之前跟我签约出书的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她还问我，唉？你不做作者了？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我尴尬地笑笑，不太想提起近况——没什么可提的。有一种灰暗期，叫你想跳槽都发现自己没本事跳槽。

但我在最灰暗的第二年，做了两个重大调整，这两个调整让我快速地振作起来。

第一，我一边工作一边开始读硕，并迅速成了班长+艺术系学霸。一边跟一群“只想混个名校的在职研究生、结实点人脉”的老同志们一起喝酒撸串，一边默默和小同志们一起喝着咖啡加红牛考完申请学位需要的一轮又一轮的淘汰制考试。今年考完最后一门简直泪流满面，一届小200号学生，能考到最后一门的还有不到20个人；据说上届只有6个人熬到了论文答辩资格，只有4个人拿到了硕士学位。

第二个调整，就是我开始捡起了老本行——翻译。不过这回不是口译，而是笔译中最难的图书笔译。这一译不要紧，总算找到了新的自信，编辑还是没白当的——我更加理解什么是好译者，更加理解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翻译。虽然编辑在当时没给我带来价值感，但看到书上开始印着“袁小茶/译”的字，还是很让人骄傲的。终于在朋友聚会中找到点自信，可以对喜欢的男生说：“咳咳，这是本姑娘新 译的书，请多指教。”

因为卖译这事儿，我在工作第二年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不知会多少岁退休，但大概跟出版界的“孽缘”没个几十年是扯不清楚了。

工作第三年——上升期：没时间跳槽

人总得相信时来运转。到了第三年，赶上了重点项目和社会大热点，终于体会到了一次“坐在火山口，猪都能飞上天”的奇妙感觉。每天往往是上午做书下午见媒体，晚上“卖译”，周末读硕，连上下班的路上都在拿手机写约稿，唯一雷打不动的就是四十多天的文化旅行。

那一年，译了8本书，写了十几篇杂志约稿，硕士考试平均95分，做书故事上了People's Daily，172的身高瘦到96斤，每天晚上回到家累得跟王八蛋一样（哈哈我爱死了这个形象的比喻），还有空跳槽？罢了罢了，先让本宫把这半条命缓过来……我！要！休！假！

工作四年后——成果期：干嘛要跳槽

当你做好了一件事，别的事儿就可能主动找上来，进入良性循环。于是第四年，我继续赶上了新的重点项目和社会大热点，延续了“猪在火山口飞”的套路——做书上了《人民日报》，入了国家第一届文博会，开始拿奖，在卫视上谈感言。

看着挺顺利的人生是吧？呵呵哒，但你忘了一句老话——“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对，“贼吃肉”的部分在报纸上， “贼挨打”的部分在满脸油花了妆叫外卖的深夜，一边关电脑一边给朋友打电话哭， “本宫不干了！”。然后第二天睡醒了又像得了健忘症的王八蛋一样，接着干活。

“贼挨打”的部分真是太不堪回首了。我跑到办公室给师父打电话，“师父，我觉得混不下去了。工作太难了，要不我辞职算 了。”师父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为这点事？辞职不值当的。再说实在不想干了，等干完这票再风风光光走啊。”

对啊，如果要辞职，一定不能因为是遇到困难想躲，而应该像凯旋的勇士一样，把自己再次清零，抛向未知，把自己扔到更难的事情上，去遇见更难的自己。

我咬牙做完了最难的项目，皆大欢喜满场掌声，背地里实在是屁滚尿流惊心动魄。结束的那天，送走所有领导和来宾，说完所有谢谢，跟同事一起做完收尾，晚上11点半用尽最后力气回宾馆房间拿着U盘，把资料拷给在7楼等着连夜发稿的记者。从宾馆顶楼回到5层，我没坐电梯，在黑暗中，一个一个台阶，一个、一个、一个地扶着楼梯扶手往下走，没有星光，却好像能看到满天星光，像是一个喝醉的人走在回忆的路上，步步流光溢彩，却有高跟鞋踩在深夜楼道里清脆的苍凉。

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拉上窗帘，行尸走肉般地一件件扯掉高跟鞋、丝袜、项链、旗袍，蜷在沙发上，给朋友发微信，“忙完了，安”。输入法的“安”字还未打出来，憋了很久的眼泪终于巴啦啦落在键盘上。终于，终于失声痛哭。太走运了，可是也太险了。我们再也不要来一次了好不好？

山穷水复终于熬过去了。颁奖礼的庆功宴完毕后，一个非直属领导半开玩笑地说一句，“唉？小袁，你们90后是不爱跳槽的吧？”

罢罢，我满脑子里都是酸嘢（酸嘢是广西大街小巷常见的一种蔬果小吃，将一些应季瓜果蔬菜配以酸醋、辣椒和糖进行腌制，通常在吃时洒上盐和辣椒面。）裹着辣椒面儿的咸甜味儿，想着千万卖酸嘢的大叔别收摊啊！于是脑子想着酸嘢，胃里想着酸嘢，肾上腺素想着酸嘢，对方的脸开始幻化成酸嘢，嘴里却特认真地说： “不跳不跳。”

当你做好了一件事，别的事儿就可能主动找上来，进入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