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文物展中的三个年轻人
文并图/邵学成 阿富汗展览来到中国的同时，两个随展人员也来到了北京，他们负责押运文物、确保文物的安全，以及解答人们对于阿富汗文物展览的疑问。这也是政府给他们来学习的机会，学习其他国家的展览运作及宣传自己的文化。
Mohammad Fahim Rahimi馆长专门挑选了这两位随展人员，来配合中国的展览，增进与中国的感情。他们的故乡分别是巴米扬和阿伊哈努姆，这两个遗址也和展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很可惜的是，多数人不知道新馆长的特殊安排，并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和他们的故事。
摄影师Feraidoon Ahmadyar
塔利班占领博物馆期间毁掉贩卖了馆藏的大部分文物，同时也销毁了这些文物的档案。因为害怕日后被清算，又为倒卖物洗白，当时博物馆的馆藏档案资料基本全部被破坏了。
毁掉的影像图片文字资料数以万计，有些再也找不回来了，很多出土文物来不及整理，就彻底失去了“身份”。但有些 档案被当时的馆员悄悄藏匿在地板下面，躲过了浩劫，这也成了过去的文物曾经存在的证据，但因为潮湿和保存条件不佳，都等待着修复和整理。
在上个世纪，阿富汗博物馆文物数字化还没有完成，在战乱中博物馆究竟丢失了多少文物，极难搞清楚，依靠这些旧图片，可以建立证据追回流失的文物，复原过去的部分馆藏文物全貌。
Ahmadyar的成长经历略有些坎坷，从小出生于喀布尔，8岁时为了躲避战乱，全家迁徙到巴米扬。在巴米扬山谷大佛下生活了几年后，又只身回到了喀布尔求学。为了获得这次陪展和看世界的机会，他努力学习英语，学习各种博物馆学知识，报名参加考试，获得了宝贵的外出派遣的机会。
文物展在日本时，他第一次去到国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当然在日本也经历了水土不服的窘况，一些老辈的日本考古学家并不认可他的相貌，还闹了一些笑话，因为他长得并不像哈扎拉人，这些
久违的日本考古学家并不知道这些年巴米扬的变化，在他们印象中还是那个世外桃源的巴米扬，而不知道战火把这个山谷蹂虐成了什么样子。
在日本的会议上，尽管他的英语不错，但是日方仍然要求他说阿富汗的达里语，因为日本人需要倾听这种直接的声音，另外他们的考古学家也有会达里语的学者，可以直接翻译，这是他们的骄傲。
后来他来到中国，又看到了这里的世界，每天他们都会见到不同的变化，因为变化太快。他经常会在故宫迷路，也会看到那些在展厅中形形色色的观光客，他很想给这些来去匆匆的游人讲讲阿富汗的故事。
看到宏伟辉煌的故宫建筑群，他又想起了喀布尔的皇宫，那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方，曾经见证着阿富汗那个和平发展的年代，也有可能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原苏联的入侵，第一批军队就是以攻占首都喀布尔的皇宫和其他政府设施为重点目标，摧毁了这个国家的近现代标志性建筑，也摧毁了人心。
在喀布尔国立博物馆上下班经过皇宫废墟时，他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拍几张照片，他说会用影像记录下阿富汗的每一天，因为过去的一切都有意义，他希望多通过影像留住阿富汗的光阴岁月，希望他一切都好。
青年考古学家Ainuddin Sedaqat
艾娜克遗址曾经是战后阿富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佛教考古遗址和城市矿业遗址，主要人类活动年代在3～9世纪。在阿富汗境内佛教内容的重现和丝绸之路的矿业考古也因为这个遗址的发现而改变。它又因为和中国企业密切关联而引起世界关注，也成为一个新的考古遗址文化景观，也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新的文化复兴标志。
在艾娜克遗址考古项目中，阿富汗政府通过国际合作、联合世界银行、法国DAFA考古，以及其他的考古艺术史研究组织，共同进行发掘。一批阿富汗青年考古学人被培养出来，走上了工作岗位。因为这个国家需要太多文物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者，文保资金和人员缺口很大，这是困扰阿富汗整个国家的难题。
Sedaqat在艾娜克的田野考古中成长起来，结束了繁忙的考古发掘后，又到国家博物馆工作，继续研究馆藏文物和阿富汗考古学。虽然阿富汗考古艺术史研究现在困难重重，但不可否认，只要有年轻
人感兴趣就有希望。他计划一点点地研究这些文物，当然他也知道资料缺乏是研究最大的窘境。他们还在计划修建新的国家博物馆，为这些文物找到好的归宿。虽然规划了新的场馆和筹备了资金，但是阿富汗现实的难题也很多，治安问题、民众情绪、反对势力等困难都需要一步步克服。
新馆计划已经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有希望今年再次被激活，因为阿富汗这个国家除了喀布尔国立博物馆，及在赫拉特有一个省级博物馆，再也找不到第三家博物馆了。众多的文物只好被存放在仓库里面，无限落寞。
他们来到中国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观博物馆，他们觉得这些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可能就是阿富汗的未来。在故宫博物院，他们认识了很多友善的朋友，每天都给他们很多帮助。面对多灾多难的邻邦时，中国人伸出了善良和同情的援手。
他们知道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在陌生的国度，语言不通，他们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但却是孤独的个体，没有太多的社交，与学界没有太多的知识共鸣点。偶尔有一次，他们低声问道，“我们想去看看中国的大学，可以吗？虽然我们工作了，但是我们仍然怀念学校的时光。我们想知道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怎么认识阿富汗的。”
众所周知，阿富汗展览在国际巡展10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围绕着展览，各大学和学术科研单位竞相开展重点研究，举办研讨会和讲座，这也可以反映出各国科研实力和视野。因为，世界考古学艺术史上最后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就在中亚，这个农耕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共同混合存在的舞台是一个难题，但知难而上是学人的责任。
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次小型研究讨 论会上，我们邀请他们来到大学里。中国的大学教授们和学者阐述了这些年积攒的关于阿富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想法，让他们代表阿富汗人见证了中国学界的人文关怀，他们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后来我们又一起拜访了其他的老师，一起共进晚餐。从事佛教考古和丝绸之路研究的教授很多次耐心地指导和他们交谈，他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知识尊重，缓解了他们的思乡之情。
阿富汗这个国家在落难时，也是明鉴人心的时候。趁火打劫的有，雪中送炭的有，也有冷眼旁观事不关己的论调。 人生谁没有过低谷呢，谁又没有困顿时期呢，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也让我们的心灵支离破碎，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或许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西游记》中国僧人玄奘出国前往印度取经里，在经历九死一生后，在佛教兴盛的
阿富汗受到了很多优渥的礼遇，在阿富汗的沿途小国家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在翻越大雪山时，还留下了很多故事佳话。玄奘取经回来，再次经过阿富汗，仍然都是美好的回忆，玄奘归国后通过翻译和著作改变了一些中国文化的面貌。这些中国的学者在文献中都曾经读到过阿富汗，只不过对它现实的情况不甚了解。历史照进现实，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整个世界变得不再年轻的时候，阿富汗这个美丽世界的孤儿正在流浪中成长，上帝正在考验他们，阿富汗还没有长大，还照着孩子的想法，或许正在微笑中毁灭自己，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阿富汗和巴米扬之所以存在这世界上，或许也是为了修补世界上和人心上一些已经破损的东西，这也是某些让岁月流失的精神，本不应该逝去，这就是我们为何出现、为何研究、为何探索阿富汗过去的原因。很 多难以明白的旧事、当今阿富汗的时局、对于自由的向往……我想都是如此吧。
博士生Marjan Wardaki
她的家族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就逃亡到德国，全家人一直再也未回去。她从小在德国长大，面对她身边发生的这一切，面对那个遥远的陌生故乡，起初她并没有什么感触。
2010年阿富汗展览巡展到德国波恩的时候，她在观看展览和理解到到文物背后的国际关系故事时，再也难以冷静下来。她很关心造成这些历史的根源，于是她开始选择阿富汗的近代史做研究，主题之一就是阿富汗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思想转化的经历。她经常说那次展览改变了她的一些看法，促使她拿起笔来研究与写作。
阿富汗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大规模地向德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军事制度，期望他们学成回来报效祖国。最早的一批阿富汗学生到达德国后，面对正在兴起的军事强国，在积极学习的同时也分化了，分为了保守和激进两派，但是后来都走上了一条奇怪的自戕道路。
他们面对阿富汗的政局混乱，忽然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激进地走上了一条暴力暗杀政府政要人员的道路。用暴力对抗暴力，很多人都悲剧地在血泊中结束了一生。这些事件也影响到阿富汗近 代国家的民主发展道路，以及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后来这些年轻人的历史就被淹没在二战的尘埃中，消失在战乱的阿富汗人心中。
我和Wardaki经常在课堂上讨论一些近代史的研究理论方法，交换着各自的观点，研究那个时代年轻人的想法和责任，虽然猜不透，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整个世界在知识和书本面前是平等的。
阿富汗也被置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我开始明白，任何地区都有其边界和存在的道理。即使是关于无主之地，人们也会存在多样化的思考，我们的多样化研究也会进一步展开。前些天Wardaki给我写邮件，又告诉了我新的研究进展，信件中充满了喜悦，我知道那些被历史遮蔽和战争风尘掩埋的历史，通过她的收集资料和研究，会被人们再次认识和反思，我们距离认识过去又会朝前再走了一步。
我也告诉她，阿富汗展览正在中国举办，我们对于这个国家和人民认识也在经历着变化……当人生经历一段艰难的日子，一些看不见希望的岁月，一个毫无生气的时期，我总是这样做，坚持某几句话，表达某种见解的几句话。即使这些话已经过时并毫无意义，我知道生命一定会回归。
阿富汗文物展的意义或许就是唤醒某些沉睡的事物，让他们重焕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