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悲剧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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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博士出生时父亲已经过世,是个遗腹子。因为贫穷,年轻的母亲无法承受在爱尔兰独自抚养婴儿的艰辛,将他丢给其伯父戈德温∙斯威夫特便独自回了英格兰,且一去未还。父亲的缺失,母亲的遗弃,是他生命最初的悲剧色彩。贫穷导致的悲剧,多多少少化作斯威夫特后来在《一个小小的建议》的反讽中埋藏的那点点心酸。好在伯伯经济状况相对宽裕,斯威夫特也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八年文法学校之后,他在15岁时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在19岁时,即1686年获得学士学位。他对三一学院的教育非常失望,老师们也不喜欢这位脾气固执又闲散懒惰的学生。而且,毕业时,斯威夫特不具备获得学位的条件,学校最后勉强授予,并在学位证书上有特殊说明。斯威夫特将此视为耻辱,它一方面化作毕业之后的勤奋,一方面化作他对教育的讥讽。出于对三一学院的失望,他选择去牛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在1692年获得硕士学位。无论他对母校多么不满,最后还是三一学院于1701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斯威夫特大学毕业后不久,伯伯于1688年去世。21岁的斯威夫特,孤苦无 依,他去英格兰投奔母亲。在母亲的引介下,他去给一家亲戚,退休的辉格党外交家威廉∙坦普尔( William Temple)当了秘书。坦普尔与在光荣革命中即位的威廉国王关系密切。亲戚关系与坦普尔的社交圈给年轻的斯威夫特无限期望,他将这里视作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起点与平台。作为坦普尔的秘书,他不满足于仅仅获得大量阅读的机会。他想在这里获得在教堂或是政府任职的机会。坦普尔生前,威廉王曾允诺给斯威夫特威斯特敏斯特或者坎特伯雷教堂的教职。坦普尔辞世后,斯威夫特受托处理其未出版的作品手稿。念念不忘国王的允诺,斯威夫特将坦普尔的遗世之作献给威廉王。只可惜,这位国王似乎彻底忘记了曾经的允诺。斯威夫特曾亲自去宫廷恳切请求,也无济于事。这种失望以一种憎恨之色包裹了斯威夫特的回忆。

在当时,这种失望却给了斯威夫特另外的机会。他被坦普尔的老友伯克利伯爵邀请作了家庭牧师,并且作为私人秘书于1699年随行去爱尔兰。不幸的是,私人秘书一职以及马上可得的教职在别人的谗言与贿赂中失去。虽然他终获得米斯Laracor教区的牧师一职,并且后来也得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牧师俸禄,但人性的贪婪与阴暗加剧了他的憎恨与义愤。

作为牧师所观察到的人民生活的艰辛,兼之个人经历的私人磨难,注定了斯威夫特的写作不会是玫瑰色的内容。责任感与个人恩怨的结合,使能产生我们伟大的民族脊梁鲁迅先生那样犀利的文风与战斗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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