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剑

斯威夫特最先是在对坦普尔作品的编辑与出版中为读者所知的。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曾指出斯威夫特不是少时便一鸣惊人的那种作家。斯威夫特在34岁时才发表了第一部自己的作品《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这部作品近年首次由李春长翻译成汉语，于2015年收录于刘小枫主编的“古今丛编”系列的《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中。斯威夫特以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斗争来比拟英格兰的政治形势，并且在文中直言不讳“当前如此腐败的时代”。这样的文字当然是不合适署真名的，它与斯威夫特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或是匿名，或是用笔名出版。

无论斯威夫特署什么名字，爱尔兰的民众都能识别他的文风。他为了维护受英格兰压榨的爱尔兰的权益时写了系列口诛笔伐的作品，其中一部是署名M. B. Drapier

在1724年出版的《布商的信》。他在其中号召爱尔兰人民抵制英格兰雇人铸造的新币。英格兰政府雇佣爱尔兰商人收集廉价的旧币，加工成与实际价值非常不符的新币。爱尔兰民众对新币的拒绝惊怒了英格兰的统治者。他们悬赏300英镑查出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都柏林的民众皆知道这部作品出自斯威夫特之手，但都心照不宣，不为金钱所动。统治者最后无奈地取消新币。斯威夫特与这部作品的历险为他赢得英雄的名号。

早在1704年出版的《木桶的故事》与《书籍之战》已经初显斯威夫特后来于《格列佛游记》与《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如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讽刺与犀利了。在《木桶的故事》中，他在讽刺批判天主教、新教，揭露他们的丑态的同时，在夹杂在故事中间的诸多散记中将一些作者、批评家、王公贵族、读者等一并挖苦了。在引言中，他指出,英国著名的诗人与评论家德莱顿在作品的每一页都刻上订购者（相当于文艺赞助人patron）的名字。他继而将书比为大脑的孩子，把每一页上的赞助人戏谑性地称为孩子的“多个教父” （李春长 译）。假意指出虽然自己有意效仿，只是实在觉得不合适。

斯威夫特对德莱顿的讥讽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个人恩怨。根据约翰逊博士的记载，斯威夫特早年曾写过一些爱情、英雄题材的诗歌，德莱顿读到后曾对他说，“斯威夫特老兄啊，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诗人”。德莱顿的否定让斯威夫特记恨了一辈子。嫉恶如仇的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回击的机会。而且他绝不满足于仅仅讥讽德莱顿一人，连与他一样的批评家他也绝不放过：“真正的批评家擅长拥挤在最高贵的作家周围，来这里也仅仅是受到本能的驱使，像老鼠之于最美味的奶酪、黄蜂之于最美的果实”。（李春长译）他也捎带着把国王给讥讽了一下： “国王在马上时必定是人群中最脏的，因为最会溜须拍马的那些人向他泼的脏水也最多”。（同上）

在《书籍之战》中，斯威夫特用形象的笔触，刻薄的言语描述了图书馆中的 战争。他先提出自己曾听说作家的灵魂寄居在图书中，继而戏仿《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伊索与维吉尔代表的古代派与沃顿、本特利等代表的现代派之间的一场刀光剑影。斯威夫特对现代派很有偏见，将他们比作蜘蛛，嘲讽他们以粪便与尘土为食，吐出自以为了不起实却非常脆弱的网子。

在1726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的想象力如慧马国中的马主人的奔驰一样迅疾，人类的贪婪、自私、愚蠢、好战、虚伪等缺点被他以极其生动、诙谐、极具讽刺性的笔触涉及。在读了《格列佛游记》不久，我遇到了当代中国作家周涛的随笔《巩乃斯的马》。周涛在马的奔驰中看到的自由、辽阔与不可毁灭性，慰藉了他在“人与人互相警惕，惟恐失一言而遭灭顶之祸”的世界中的苦闷心情。他甚至在正文第一句便写“我一直对不爱马的人怀有一点偏见”。周涛先生的灵感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也有他对格列佛在慧马国的经历与体悟的阅读吗？我不确定，但宁愿相信是。

人们一贯将1728年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视作是爱尔兰的民族英雄斯威夫特对英格兰政府的控诉，确实如此。斯威夫特建议将爱尔兰那些贫穷的父母生下的婴儿当作食物原材料卖给有钱人，烹煮炖炒咸宜。《诺顿英国文学》第八版C卷的编辑明言，斯威夫特所写的“英格兰吞噬爱尔兰”是当时一个老套的暗喻。可是，我在其中读到了一些政治之外的东西。叙述者在文末强调此建议并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他的孩子已经9岁，过了成为最佳食物的年龄，而且他的妻子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了。斯威夫特与埃斯特∙约翰逊小姐（他作品中的“斯黛拉”）是否结婚是一个谜（约翰逊博士认为他们秘密结了婚， 诺顿的编辑不置可否）。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威夫特没有孩子。即使是出于极大的责任感，我也很难想象，抱过自己婴儿的父亲能以如此冷静的笔触写完冷静到有些冷酷、让人战栗的文字。就如文中开始部分所言，父母缺失的生命之始初的悲剧与创伤，在他劝母亲喂养婴儿满一岁再卖掉的轻描淡写与冷静中，在他更大的政治目的之外，是否也有一丝他的埋怨与心酸呢？

是爱还是恨？

斯威夫特是文学界公认的讽刺大师，著名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认为很多伟大的作家在讽刺方面皆逊于他。

斯威夫特一生节俭，程度之甚到拒绝为来访的朋友提供酒饮。酒是爱尔兰文化中的重要一点，爱尔兰人往往从早餐便开始饮酒。没有酒喝是没有朋友愿意来访的。他是爱财还是厌恶来访者呢？如果说那么爱财，他那么慷慨地将钱借给穷人又作何解释？他的晚年在病中度过，生活不能自理，精神状态也不稳定。他沉默时居多，写了半生的他不愿意再向这个世界多说一个字。据说管家准备给他过生日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回：“都是愚妄，不要管它”（ It is all folly; they had better let it alone）。这多么像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另外一个小说家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中刻画的那个斯克鲁奇经常说的“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截然不同，又似乎非常相似，都与这个世界有无法化解的心结。

1745年，斯威夫特病逝，将他所有的财产捐给了疯人院。这是对世界最后的讽刺，还是他最深广的爱？

就如文中开始部分所言，父母缺失的生命之始初的悲剧与创伤，在他劝母亲喂养婴儿满一岁再卖掉的轻描淡写与冷静中，在他更大的政治目的之

外，是否也有一丝他的埋怨与心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