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授小城·上海

China Campus - - CURRENT AFFAIRS - 文/樊明方(西北工业大学)陈煜(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尹颖尧

陈煜:您觉得高考改变了您的命运

了吗?

樊明方:是的。1978年上大学前,我当了12年的下等农民, 1985年从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一个12年, 1997年我评上了正教授。

1960年秋入樊家塬村初级小学学习, 1964年夏毕业。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中房子、衣服、家具全被没收,扫地出门,赶至沟边的破窑洞。

1967年春,我去南寨塬北面的“高疙瘩”山上修路。同年秋,去唐家山林场锄草。以后10余年间,修大沟水库,修宝平公路、千高公路、千风公路,在上店、大湾岭打窑盖房,在阳坡平地,一直是生产队扛重活的可靠劳力。17岁即扛过180斤的麻袋。

家人缺吃少穿,本人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切,激发我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当时全国大力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许多人只是敷衍了事,我想从中得到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同时读毛泽东著作也可学习语文、政治知识,我遂对《毛泽东选集》四卷认真钻研。

看到昔日同学在中学读书,以后又当干部、工人,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自己心中着急又痛苦,遂借来村中中学生的课本翻看。

我年龄小,没有力气,每天上工,割草搬东西,自己也累得满头大汗,天黑回到家腰酸腿疼,吃饭都斜靠在被子上。

那个时候,我拿着个墨水瓶装了点煤油,靠着黄豆那么大的灯光看书,白天干活的闲暇时间里,也挤出零零碎碎的时间看书。甚至晚上开生产队大会的时候,我都在看日报。

当时并不敢奢望日后投考大学,只是觉得:一个年轻人不应虚度光阴;无知不会帮助任何人;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一个有文化、知道世事的农民。

1977年深秋,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我。我干活多年,没念过中学,1977年高考与我无缘,但我发现社会的潮流已经变了。1978年,我参加高考。1977年12月至1978年6月的214天中,我出勤196天,其中三个月时间在大沟水库加坝、在白火石叉(南寨塬北边的山头)修路。我参加了1978年的割麦、打碾,只在1978年高考的前14天,闲了下来。我的数学不行,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中学数学,经常向当时的高中生请教。记得是1978年6月下旬报名参加高考的,当时我在打麦场上劳动,一个高中生报名回来说,今年报名人很少,全公社两万人,只有不到十人报名,今天下午不报名,就没有机会了。我利用吃中午饭时间,赶到两公里外的公社机关报了名。

相对于今天的考题来说,当年的高考题十分简单。1978年高考中,我以5门课平均70多分的成绩进入初选名单,其中数学为60分。初选名单挂在县政府的墙上。当年县里130个人报考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人。

我的正常体重是124斤,我入大学体检表上的体重是104斤。

我提心吊胆,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仍是“地主”。党的政策拯救了千千万万身犯“原罪”的青年,我是其中之一。我被西北大学录取了。

1982年7月,我本科毕业,考取了硕士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来西北工业大学任教。

1997年评为教授。

樊明方:你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家庭条件教育基础都不错,你觉得高考有没有改变你的命运、人生?你高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陈煜:我高三的时候,只想着通过高考去大城市念书,去“985”大学念书,去开一开眼界,一直听说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经济和教育水平相差很大,没来上海之前,我还没这样深切体会到。来华师大读书,首先上海的物价、消费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次上海生源的同学有很好的学习基础,比如英语,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了,但我是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的,他们的词汇量和口语都比我强。我想这点体验跟您的也有些相似吧。

我觉得高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一个小城市的孩子来到国际大都市,我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逼迫着我迅速成长,也让我学会了独立自强。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个大城市生存下去。

樊明方 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现任西北工业大学二级教授

陈煜, 201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