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授小城·上海
陈煜：您觉得高考改变了您的命运
了吗？
樊明方：是的。1978年上大学前，我当了12年的下等农民， 1985年从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一个12年， 1997年我评上了正教授。
1960年秋入樊家塬村初级小学学习， 1964年夏毕业。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文革”中房子、衣服、家具全被没收，扫地出门，赶至沟边的破窑洞。
1967年春，我去南寨塬北面的“高疙瘩”山上修路。同年秋，去唐家山林场锄草。以后10余年间，修大沟水库，修宝平公路、千高公路、千风公路，在上店、大湾岭打窑盖房，在阳坡平地，一直是生产队扛重活的可靠劳力。17岁即扛过180斤的麻袋。
家人缺吃少穿，本人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切，激发我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当时全国大力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许多人只是敷衍了事，我想从中得到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同时读毛泽东著作也可学习语文、政治知识，我遂对《毛泽东选集》四卷认真钻研。
看到昔日同学在中学读书，以后又当干部、工人，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自己心中着急又痛苦，遂借来村中中学生的课本翻看。
我年龄小，没有力气，每天上工，割草搬东西，自己也累得满头大汗，天黑回到家腰酸腿疼，吃饭都斜靠在被子上。
那个时候，我拿着个墨水瓶装了点煤油，靠着黄豆那么大的灯光看书，白天干活的闲暇时间里，也挤出零零碎碎的时间看书。甚至晚上开生产队大会的时候，我都在看日报。
当时并不敢奢望日后投考大学，只是觉得：一个年轻人不应虚度光阴；无知不会帮助任何人；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一个有文化、知道世事的农民。
1977年深秋，恢复高考的消息如一声春雷震醒了我。我干活多年，没念过中学，1977年高考与我无缘，但我发现社会的潮流已经变了。1978年，我参加高考。1977年12月至1978年6月的214天中，我出勤196天，其中三个月时间在大沟水库加坝、在白火石叉（南寨塬北边的山头）修路。我参加了1978年的割麦、打碾，只在1978年高考的前14天，闲了下来。我的数学不行，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中学数学，经常向当时的高中生请教。记得是1978年6月下旬报名参加高考的，当时我在打麦场上劳动，一个高中生报名回来说，今年报名人很少，全公社两万人，只有不到十人报名，今天下午不报名，就没有机会了。我利用吃中午饭时间，赶到两公里外的公社机关报了名。
相对于今天的考题来说，当年的高考题十分简单。1978年高考中，我以5门课平均70多分的成绩进入初选名单，其中数学为60分。初选名单挂在县政府的墙上。当年县里130个人报考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人。
我的正常体重是124斤，我入大学体检表上的体重是104斤。
我提心吊胆，因为我的家庭成分仍是“地主”。党的政策拯救了千千万万身犯“原罪”的青年，我是其中之一。我被西北大学录取了。
1982年7月，我本科毕业，考取了硕士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来西北工业大学任教。
1997年评为教授。
樊明方：你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家庭条件教育基础都不错，你觉得高考有没有改变你的命运、人生？你高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陈煜：我高三的时候，只想着通过高考去大城市念书，去“985”大学念书，去开一开眼界，一直听说大城市和小城市的经济和教育水平相差很大，没来上海之前，我还没这样深切体会到。来华师大读书，首先上海的物价、消费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其次上海生源的同学有很好的学习基础，比如英语，他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了，但我是从小学三年级才开始学的，他们的词汇量和口语都比我强。我想这点体验跟您的也有些相似吧。
我觉得高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一个小城市的孩子来到国际大都市，我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逼迫着我迅速成长，也让我学会了独立自强。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个大城市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