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灾区人反而不害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2019年底，我就开始关注人们对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和反应。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通知》，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4个病例开始受到大家的关注。但总体来说，疫情初期，人们对这种从未听说过的疾病不怎么重视，认为它不可能跟当年的SARS相提并论。直到一月中下旬，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点后，人们对疫情的关注才成为每日优先事项（图1）。
即便如此，不同人群对疫情的态度
也千差万别，不在意的人对疫情的预期非常乐观，认为生病都是别人的事；太“重视”的人对疫情的预期非常悲观，认为一旦感染就意味着死亡，一有头疼脑热的症状就觉得自己是疑似患者，需要立刻就医。再以戴口罩为例，许多放假居家的学生在乖乖戴上口罩的同时，还耐心为父母长辈讲解戴口罩的必要性，因为在老一辈的认知里，戴口罩有些小题大做。面对同样的疫情，为什么大家的风险感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引发了我进一步的研究欲望。
重灾区的“台风眼效应”
关注这次疫情的同时，我翻阅了2003年非典（SARS）时的相关资料。当年疫情发生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心理台风眼”效应。
在气象学上，台风眼是指在距离台风中心数十公里的中心区域内，风力很小，天气晴好，而台风眼外围则狂风暴雨。研究人员把气象学上的这个概念用到了心理学领域，认为在灾难中心区域的个体心理反应比外围更加平静。比如在SARS期间，处于疫区的北京学生并没有明显的焦虑或惊慌，而处在相对安全区域（非疫区）的重庆学生的焦虑水平却是最高的。
同样的，在5 · 12地震发生后，也出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发现，灾区人民（四川、甘肃）认为恢复到灾前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时间，比非灾区人民（北京、福建等地）的预估更短。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成了全国的重灾区，心理台风眼效应也会同样存在于武汉吗？由于此次疫情波及全国，并不存在完全的灾区和非灾区，在导师的指导下，首先按照与重灾区武汉的距离，把全国划分成了三类地区：第一类是湖北省（一区），第二类是与湖北省接壤的省份
我的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是社会风险与应急管理。社会风险与应急管理是为了降低风险事件的危害，对它的原因、发展过程以及所产生的相关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风险事件进行监测、预警和应对。
（二区），第三类是其他省份（三区）。
随后，我们制作发放了上千份调查问卷，请各区域人民对此次疫情进行恐慌程度自我评估和综合打分（10分制）。在收回的943份有效问卷中，一区得分8.02，二区得分7.86，三区得分7.68。从中可以看出，重灾区人民的恐慌程度是最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SARS、地震中存在的心里台风眼效应并没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验证。
同样是传染病，为什么SARS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没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验证呢？在我看来，SARS存在清晰的疫区与非疫区，因此有典型的受灾群体和非受灾群体之分，而此次肺炎疫情虽然重灾区在武汉，但广东、浙江、河南、湖南等省份的确诊病例数量也较多，且全国各省皆有疫情，具有多点爆发的特征。与SARS相比，此次疫情不存在完全的灾区（疫区）和非灾区（非疫区）之分。
虽然心理台风眼效应不明显，但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恐慌表现却展现出了明显的涟漪效应。这是与心理台风眼相反的一种心理效应，就好比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了一个石头，由此形成的涟漪从中心逐层向外扩展。在这次新冠肺炎事件中，我们的调查问卷结果也证实了，人们的恐慌与焦虑情绪确实是从风险源或灾难中心地带向外逐渐降低的（一区8.02＞二区7.86＞三区7.68）。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断言此次疫情中不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对心理恐慌的测量维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样本范围的划分等因素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将观察的范围进一步细化到患者、疑似感染者和普通健康居民上来，或许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为什么重灾区的人不“恐慌”？
无论是心理台风眼效应还是涟漪效应，都是人们心理状态的差异和变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心理免疫”和“认知失调”能够为我们理解心理台风眼效应提供一定的解释。
心理免疫就如同抗体一样，当人们经历过灾难或长期与灾难接触时，并非完全不恐慌，而是会在心理上增强对它的接受与抵抗力。SARS隔离区和地震重灾区的人身处其中，内心能够产生这样的抗体，而非灾区（非隔离区）的人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就无法产生心理免疫。因此人们在面对同样的灾难时，会出现不同的心理反应。
认知失调则是指当人们面对的外部环境与自己的主观认识不相符合（不协调）时，由于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在认知来消除这种不协调，简单来讲就是“无法改变世界，只好改变自己”。这种情况，地震多发地人们的表现比较有代表性。因为尽管当地依然有地震的风险，人们却无法因此而搬离家乡去别处定居，所以他们缓解内心恐慌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
今年2月3日，正值疫情期间，成都又发生了5.1级地震，当时我正好在家。我的外省朋友们纷纷发来信息问候我是否安好、是否及时撤离。当时我在家里一边感受着摇晃，一边拿出手机点开朋友圈，确认刚刚的确是地震后，又盖上被子接着睡觉。很快，网上出现了体现四川人民乐观与幽默心态的各种段子——“兄弟别慌，外面更严重”“不要跑，不然体温上升，回不了小区”“为节约一个口罩，我还是在屋里待着吧”……
除了心理因素外，我还发现，与灾情（疫情）相关的信息也是影响人们恐慌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类型的信息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体现后果严重性的信息会增强人们的风险感知。例如，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出后，感到“非常担忧”的人达到了72.5%，当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确诊人数超过SARS时，感到“非常担忧”的人上升到了76.9%（图2）。而关于疫情防控的
利好消息，如科研攻关、治愈人数、医疗设施设备的建设等方面的信息，则会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从而降低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当然，对于这一点的验证，还需要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推进再做进一步的探索。
此外，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或途径也会对恐慌程度产生影响。非灾区人民获取灾情相关信息一般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微博、微信等），后者多以观点性、碎片化的信息为主，会直接加重人们的风险判断和恐慌情绪。相反，灾区人民因具有切身体会和亲身经历，对灾情具有更多的一手资料和直观认知，因此在心理感受上受媒体信息的影响相对较小。
无论是心理台风眼效应还是涟漪效应，其背后体现的都是人们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情绪。疫情发生后，人们担心自己出门会被感染、担心被感染的人不能被治愈、担心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对个人工作有影响等。因此，在危机事件中，保持信息传达的顺畅与对称，可以有效减少人们的恐慌与担忧。我认为，一是要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与权威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及时公布关于疫情防控进展的相关信息，避免人们因为“不知情”或者“被误导”而产生恐慌情绪；二是信息发布要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例如疫情发展早期，“新型冠状病毒是什么”“应该如何自我防护” 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相应的科普工作能够及时回答大家的疑惑。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救治”“疫情态势”等内容的关注度开始上升。到后期，人们又开始关心复工、复产、开学等问题。因此，了解人们心中所想并给出相应的回答，同样是疫情应急处置的重要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