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特征与评析*
-基于1978-2016年服务业改革历程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1978-2016年的服务业改革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由于独特的国情和服务业的特殊发展历程，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有着鲜明的特征：非产业目标导向型改革动力、超越理论争议、实用主义哲学、民生导向与效率导向双重标准、改革与开放的同步与错位等。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如何完善服务业改革的“中国模式”，整体协调推进中国服务业改革，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服务业；改革历史；中国模式；独特性JEL分类号： L80, P21
DOI: 1 0.19602/j .chinaeconomist.2018.07.06
1978年至2016年，中国服务业名义增加值从860.5亿元增加到384221亿元，占G D P比重从23.4%增加到51.6%，就业人数从4890万人增加到3360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12.2%增加到43.5%。自2011年开始，服务业就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部门。自2013年开始，服务业成为产出最大的部门。中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迫使我们需要研究其背后的增长动力。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改革或制度变迁是最重要的动力。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服务业改革的历程进行分析，讲述关于服务业增长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模式”；另一个是“服务业改革”。中国服务业改革虽有独特之处，但对这个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却非常困难，因为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性质迥异，服务业改革措施及方案琐碎且缺乏主线。本文研究目标就是，通过对中国服务业改革历史的全方位回顾，总结归纳服务业改革“中国模式”特征，并对服务业“中国模式”进行评判。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对中国服务业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状况，因为1这与丰富的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服务业在中国的地位日益提升 形成了巨大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是三大产业部门中唯一一个增加值与就业人数占比都保持着上升趋势的产业部门。例如，航空服务业需要先进的技术、高密度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且其需求具有很高的收入弹性；电信服务业具有十分可观的网络建设成本，但其边际服务成本几乎等于零；个人服务业（如理发）基本不需要资本投入，其技术进步也十分有限，其需求收入是刚性的。这三个产业具有十分不同的特征，管制政策等也存在着极大的区别。
目前已有的服务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何德旭、夏杰长主编的《服务经济学》（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詹森所著《服务经济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等。
Ryan Rutkowsi，“Service sector in China”, 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pb/pb15-2.pdf，2015.
魏作磊：《中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勇坚（2007）指出，服务业的低价战略是当时中国实行的“低价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改革的理想主义，其根本点在于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优越性，通过对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效率。
当然，从事后看，中国的工农业改革对经典理论而言是一种背离。但是，在改革之初，这种背离被小心翼翼地淡化处理，改革被看作是对原有体制的维护及修补。肖恩·布雷斯林（2012）指出，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促进增长的实验与非意识形态承诺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关键特征。
李铁映：《中国的改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彭森，陈立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参见彭森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意]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斯蒂格利茨将中国转轨的相对成功总结为两条重要经验：其一，中国对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和建立新企业的重视；其二，重视竞争的作用胜于关注产权改革，并通过社区企业和乡镇企业这一纽带将生产与地域联系在一起。李广文，五老火锅宴：余香飘过33年，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591819.html 1979-1990年，外商投资的部门占外资总额的比重为：工业部门58%，房地产公用服务业22%，农业部门2.85%，交通运输部门1.18%，建筑部门1.8%，商业部门4.15%，科技部门0.12%。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看都成效显著。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门独户的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而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需要有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后一种观点的主张者认为1978~1984年的农业快速增长是由于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的增加，以及提价和恢复市场的改革）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滑坡，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参见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的改革不是表现为首先打破旧的体制，而是先在旧体制的“旁边”或“缝隙”中发展起新的体制成分。随着这种新体制成分的发展及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扩大，逐步地深化对旧体制的改造。这种改革采取先易后难、先表后里的方式，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审慎推进改革，具有在时间、速度和次序选择上的渐进特征。也因为此，新旧体制在一段时期内的并存是渐进改革的重要特征。而对旧体制的容忍，一方面是在改革初期适当维持既得利益以减少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阻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新体制的成长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因此也是实现体制平稳转轨的需要。参见刘树成、吴太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我们认为，从服务业改革来看，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是，从工业改革与农业改革而言，的确一开始就从旧体制入手了，即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只是并没有对国有经济的所有制问题进行变革。只有在服务业领域，这种边际改革才发挥了更大的力量。非常有意思的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是在论述了一大段关于工业企业改革的观点之后，总结出这种边际改革的观点，这个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
吴敬琏作为亲历者，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一书中详细记叙了1986年前后的改革方案出台过程，以及中央对改革方案的摇摆。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页。
参见，哈耶克(Friedrick August von Hayek)，《物价与生产》,滕维藻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作者邮箱: ydhcass@126.co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http://www.gov.cn/xinwen/2018-04/10/content_5281320.htm 2018年4月WTO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时隔两年重回世界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