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 * 中国企业组织的繁荣与探索

摘 要：

市场经济体系是企业组织的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以庞大的中国企业群体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壮大为实现载体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企业组织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三个波段的企业数量增长进程，得到长足发展，为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构筑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期，微观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实现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竞合发展。支撑其企业组织繁荣的深层次制度因素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行政管理的双重逻辑交织下的有国情特色的企业制度。未来中国企业组织制度走向将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效率分化情况；二是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外来的制度同形压力。

关键词：企业组织；国有企业；制度；改革JEL分类号： L25; L33; O12

DOI: 1 0.19602/j .chinaeconomist.2018.07.08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直观表现，从微观层面来看，是中国企业的数量增长与大企业规模的显著扩张。企业的数量增长，增加的是经济体系中的活力，大企业的规模扩张，增进的是经济体系中的实力，正是上述两方面发展态势的水乳交融、交相辉映，成就了中国企业群体的繁荣。

一、第一波的企业数量增长及随后的变化

第一波的企业数量增长，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1978年，全国乡及乡级以上工业企业总数是34.84万家，不包括为数众多的村办工业、城乡合作经营工业和个体工业。1980年，工业企业数量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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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3万家，1984年，又增至43.72万家（见图1）。在将近9万家的新增工业企业中，超过98%的增量都来自集体所有制企业。上述企业数量快速增长的局面持续到了1986年，从不足40万家到将近50万家企业。这期间，新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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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城乡个体经济 ，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既大规模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又缓解了城镇知青返城的新增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它们形成并积极作用于仍处于萌芽阶段的市场体系，显著增加了市场活力，同时，也开始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形成了竞争冲击，催生着改革大企业的新要求。

伴随企业数量增长的另一个现象是，大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稳步攀升。这表明，在市场放开搞活的进程中，一批大企业在悄无声息中得到了快速发展。1984年，倒逼大企业的整体性的改革压力逐渐显现出来，并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在当时的形势下，大多数的全民所有制的大企业仍被“绑得紧”、“控得死”，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又遇到新问题的挑战。1984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邀请了首钢、大庆、一汽、上海金山威化、北京燕山石化、上海机床厂等25家大企业召开座谈会，讨论“小企业搞活，大企业怎么办”的问题（徐小玖，1984）。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中小企业以高额工资和优惠福利条件，挖走大企业生产和技术骨干的现象（周叔莲，1984）。

80年代后期，中央推行了治理整顿，作为对前期的改革开放成果的巩固性举措。在这一时期，工业企业总

量基本稳定在50万家左右的水平，但是，大企业的数量占比继续上升，大企业规模扩张态势非常明显。1987年，《管理世界》下设机构借鉴国外企业排名经验，首次推出了中国大企业排名（中国企业评价中心，1989）。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是大庆，年销售收入63亿元；排名从第30位到第100位的工业企业，其年销售收入都处于4亿-10亿元的水平。100大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超过1千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7%。全国将近1万家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达到41.8 %。几乎就是在同一时期，企业经营形势，尤其是大企业高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工业的经营形势出现了严峻化的态势。1988年开始，全部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大幅下滑。1990年上半年，工业实现2.2%的增长，而大企业集中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只增长0.5%，大大低于乡镇及其他类型工业（安路明，1990）。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抓好、搞活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企业，是中国经济改革攻坚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改善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和改变经济循环不畅局面的客观需要（马洪，1991）。

二、第二波的企业数量增长及随后的变化

第二波的企业数量增长，出现在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1993年，工业企业数量改变了连续七年滞留于50万家左右的状况，重现增长态势，发展到52万家；1995年，又激增到峰值，超过59万家。1996年和1997年间，在工业企业总量快速回落的情况下，大中型工业企业绝对数量与相对占比都继续保持了小幅增长的发展惯性。图1中列示了1978年至1997年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及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增长情况—由于国家统计局在1998年调整了统计口径，不再统计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下非国有工业企业，因此， 1998年之后的数据与之前的数据，不具有可比较的一致性，故图1只列示了这20年的数据。

从1998年到2000年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绝对数量及其在全部工业企业中占比，同步出现了小幅下降态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情况。这一时期，我国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一定冲击，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经济形势较困难，推行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抓大放小的改革举措，消化了不少前期积淀下来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2001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绝对数量又出现了增长，其占比也有小幅回升，不过，自2002年之后，尽管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绝对数量重新回复到了增长轨道上来，但其占比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态势—尽管大中型企业的绝对数量总体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但小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要快于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加快推动了大企业重组，这有助于扩大大企业的规模。人们通常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组织规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看其入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1996年，中国仅有3家企业进入这个排名。世纪交替之际，中国内地已经有11家企业入榜。最初入榜时，中国企业经营绩效水平较差，一直低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2000年，中国11家入榜企业平均营业利润率达到

3 4.99%，第一次超过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2001年，世界500强企业受到网络经济泡沫破裂的冲击明显，

而中国入榜企业的经营绩效下滑水平较小。更重要的是，在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率等成长性指标上，中国大企业的水平，整体好于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水平，这表明中国大企业正处于有良好发展潜力的扩张阶段。

2002年，中国企业联合会首次向社会发布了“中国企业500强”排名。当年，排名第一的是国家电力公司，资产规模和营业收入分别为13463亿元和4004亿元，排名第500位的企业营业收入为20亿元。中国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合计超过6万亿元，实现利润合计3000亿元；平均资产规模为520亿元，不到世界500强企业平均资产规模的1/15。同年的世界500强排名第一的是沃尔玛公司，营业收入为2200亿美元。与入榜世界500强企业的他国大企业相比，现阶段的中国大企业仍然有规模偏小、创新能力偏弱、运营效率偏低和国际化程度偏低的“小、弱、低”特征。

三、第三波的企业数量增长及随后的变化

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三波的企业数量增长现象。2004年和2005年间，大中型工业企业占比有回升迹象。不过，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增长步伐，相比整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长步伐而言，仍然慢了半拍—200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有一个加速增长的迹象，使其占比有所上升，之后，又迅速回复到了占比下降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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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占比下降的情况持续到2009年，之后才有所改观。在这一时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中国政府推行的应对政策，对企业经济领域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干扰作用。

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总量步入迅速提升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组织规模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一方面，户均企业规模水平迅速提升。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入围门槛已经提高至110亿元。同期，大型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超过60亿元，中型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也达到5亿元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绝对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态势，这一局面持续了五年。2011年，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从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但这一年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非但没有因统计标准提高而出现下降，反而出现激增，从4.66万家迅速提高到6.13万家。

直到2014年，大中型企业的绝对数量才开始下降，呈现出了真正的经济收缩的特征。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出现了下降，这种情况只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经济形势经过大起大落后转向困境的时期出现过，可谓是将近20年才一遇的状况。

在这段时期，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第一，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转折性变化，服务业替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的产业部门。第二，中国政府推行“双创”政策，使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体呈现出了蓬勃发展态势。根据国家工商局的统计数据，到2013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5 6062.38万户，近几年间，市场主体数量年均增长1千万户，到2018年初，市场主体总量已经突破1亿户。尽管上述因素，使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收缩看似带有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合理性，但其实，当前中国工业企业领域自身发展中积聚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与所面临的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与压力，不容小觑。

四、贯穿企业经济增长中的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

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线。在微观层面，其主要任务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所有制起主导性作用的、相对单一的企业制度形态，实现多种所有制企业竞合发展的繁荣局面。

（一）20世纪国有经济占比的不断下降态势：从78%到28%

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产出占比不断下降，而其他所有制企业产出的占比持续上升，这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工业产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组成的公有制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工业产出领域的重要性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1978年，国有企业及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是77.63%和

22.37%。1994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降至37.34%，首次低于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37.72%），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从无起步，上升到25%的水平。1996年，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达到峰值水平，

6接近全部工业总产值2/5的水平，之后，集体企业在中国经济领域的作用逐渐弱化。199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大幅下降，首次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首次降到30%以下。图2列示了国有企业在全部企业产出中占比从1978年的78%降至20世纪末的28%的整个过程。

（二）20世纪以来的企业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2000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占比继续呈现出较快的下降态势。在2004年与2005年间，社会舆论中出现了有关“国退民进”现象的激烈争论，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和利润这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部工业企业中的占比迅速下降的势头有所抑制，不过，在一两年后，上述经济指标占比重新回到了下降轨道之中，但国有企业经济指标占比下降的幅度明显趋缓。

图3列示了2005年至2016年间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指标占比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从2006年的46%、32%和44%，下降为2016年的38%、21%和17%的水平；私营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从2006年的14%、21%和16%，大幅提高为2016年的22%、35%和35%；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的资产、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从2006年的26%、32%和28%，下降为2016年的20%、22%和24%。

总体看来，过去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成效是明显的，国有企业经济比重独大的格局已经得到显著的改观。今天的中国，拥有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Andrew Szamosszegi和Cole Kyle（2011）对中国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中占比的估算结果是处于38%-40%的水平，加上其他所有制企业中与国有相关的部分，粗略估计可能达到50%。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的经验性估算值是，国有企业贡献了工业产出的25% -30%。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经济体系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迹象要向完全的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不希望建成一个由私有制起主导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多元经济格局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其中，国有企业表现出来了“重资产”的特征，其资产占全部工业的近40%，而收入和利润占比仅在20%的水平；私营企业表现出来了“轻资产、重绩效”的强收入与强利润的特征，资产占比仅仅略高于20%，但收入和利润占比超过35%；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的资产、收入与利润表现相对均衡，整体都处于全部工业的20% -25%的水平；其余企业的经济指标总量占比情况与外资与港澳台资企业的水平相当，均大体处于全部工业的20%的水平，以不到20%的资产创造了稍高于20%的收入和利润。

五、双重逻辑交织下的中国企业组织制度的微妙平衡与博弈

中国企业的数量激增、大企业的规模扩张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合发展，这看似无数企业“草根式”的无序与自然生长的结果，其实却是由更深层次的中国企业组织制度变革所引致和推动的经济表象。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企业组织制度的发展，是一个典型的渐进式和探索性学习的动态过程，曾求诸于全面的市场化与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来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已经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发展瓶颈。后来，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转向与自由市场观念划清界线，努力避免、缓解和克服自由市场思维带给社会经济的负面性与损失。而今，中国选择了在“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双重逻辑交织的制度框架中寻求企业发展。

（一）从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单位制转向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司制

在改革开放的起始点上，中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国营经济部门实行的“单位制”，其多功能合一、非契约关系和资源不流动等特性，使之形成了与社会化大生产性质相悖的封闭结构（路风，1989），国家对国营单位实施行政化管理。20世纪70年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脱离行政管理体制而独立谋生的市场主体，它们以集体经济和个私经济的形式存在、发展和繁荣。

20世纪90年代，在面临企业组织制度选择的重要时点上，中国选择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相匹配的现代

公司制度，全面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制度上，与其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保持相一致。这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经济潜能，使中国能够沿着发达国家成功实施工业化的轨道，发展出来一批又一批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经犹豫于，到底是学习英美公司治理体制，还是学习德日公司治理体制。一度，中国企业倾向于相对接近于德日公司的治理结构，其标志性的制度安排是，既设有董事会和经理层，又设有监事会；还曾经考虑过效仿德日两国，强化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企业制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比较彻底地转向英美公司治理体制，突出了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和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制度，关注两职分设或合一问题，强调董事会构成的多元性，等等。

（二）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有国情特色的企业组织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和政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经济。政府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国有企业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制度形式。在按照市场竞争逻辑建立和完善公司制度的同时，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仍然保留了源自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有特色的企业制度安排。

一个有鲜明的国情特色的实践问题是，中国企业组织在历史上形成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的权力机构设置，自然而然由此引出了与现代公司治理中的“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能兼容与衔接的问题。在实践中，中国企业磨合出了种种具体的制度安排，以优化配置在市场与行政的双重制度逻辑下形成的不同机构的职权。例如，“老三会”和“新三会”的人员，特别是党委和董事会的成员，采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明确董事长与总经理原则上两职分设，而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以两职合一；明确职工代表担任董事或监事；等等。

近年来，国有企业组织制度继续沿着两个制度方向予以探索：一方面，是努力按照高度市场化的公司治理规则，打造真正能够独立履职的董事会，赋予董事会更大的职权。其中，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是赋予国有企业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平衡好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拔企业经营管理者这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确保党委参与企业的重大问题决策。其中，关键性的制度安排是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委前置讨论研究公司重大决策问题的程序，平衡好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与董事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最高决策机构的地位这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关系。

（三）中国企业组织制度变革的成效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实行了国营单位制度，其弊病在于缺乏市场导向的制度逻辑，导致了普遍性的资源低效与无效使用。通过改革开放，市场制度逻辑从不同层次上，越来越充分地实现了向中国企业组织中的渗透与融入。在市场主导下的竞争逻辑与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管理逻辑这两方面力量的交织作用之下，在为数众多的企业组织的内部，涌现出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制度片断的裂变，这些变化的累积，促成了宏观层次上中国

企业组织制度的系统性变革。

在中国今天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凡是缺乏创新精神和高超的适应动态环境的技能的企业，它们要么会倒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之中，要么会被政府的行政权力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凡是存活下来的企业，必须既能够做到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争取到政治合法性支持，又能够从市场竞争体制中获取形形色色的资源，还能够按照市场竞争的要求，组织和动员企业中的人投身生产性活动，而不纯粹是消耗资源存量。

中国企业正行走在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行政管理的两种逻辑交织在一起的微妙平衡的制度轨道上，公众记忆已经被重组到与当下的时代情境相称的状态。中国的企业实践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的状态，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其复杂性在于，人们常常难以识别出到底哪一种性质的制度在起着主要作用。在不同的场景里，“做出主要思考的”制度（玛丽·道格拉斯，2013）是不一样的—无论是竞争性制度逻辑对商业偶像的推崇，还是行政性制度逻辑对党建这样的传承下来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捍卫，不同的制度形式，各自举着“从未曾被质疑过的合法性”的旗号，争夺人们对其他制度形式的“结构性健忘”，赋予自身以光荣与正确性。

六、中国企业组织制度变革的未来方向

本节将尝试剖析影响中国企业组织制度变革的未来方向的因素：一方面，是受到内部的双重制度逻辑之间博弈的影响，行政性制度逻辑的变化相对具有主观性，而市场性制度逻辑则取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变化的硬约束，以下关注后者；另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在加快国际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的制度同形的变革压力。

（一）市场竞争和企业效率差异推动的变化可能性

重新审视20世纪末困扰中国国有企业的两大难题：一是因所有者天然缺位而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二是因政企难分或企业对政府财政的千丝万缕的依赖而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我们看到，过去近二十年，这两方面问题有所缓解，但没有得到根治。

在双重制度逻辑下，最理想的状态是，一方面，市场制度逻辑的渗入，可避免内部人控制或预算软约束的泛滥化，缺乏经营能力的企业或企业内部人会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行政监管制度，会将那些行为性质恶劣的企业或内部人，不断清理出局。同样是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可以将以党建为核心的行政性制度安排，有机融入高度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产生出来企业因拥有对社会意义或公共利益更深刻的价值观念的认同而增强企业经济竞争能力的良好效果。

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双重制度逻辑也很有可能成为触发复杂的利益纠纷和冲突的沃土。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内部人控制”和“预算软约束”问题会以新的和更隐晦的形式存续。对这些问题的防范与监督，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与物质资源—这些相关资源原本可以更彻底地投入那些符合市场竞争要求的生产性活动之中—这将造成企业运行在高昂的组织制度成本水平线上，其直接后果是国有企业在经营效率和资产负债率上差强人意的表现。

如图4所示，从经营效率指标看，2016年，工业企业1单位资产创造了1.0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7的利润，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只创造了0.57的主营业务收入和0.03的利润。与21世纪初的情况相比较，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的绝对值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出现了国有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相对于整个工业企业运营效率水平的差距扩大化的情况。

20世纪末国有企业脱困攻坚时期，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处于60%以上的高水平，在最困难的1997年，曾经接近65%的警戒水平，而今，全国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经回落到2016年的55.87%，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达到了61.58%的较高水平—在各类型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更是攀升到了63.53%的高位，如图5所示。据财政部公布的2018年3月末数据，国有企业资

产负债率已经接近65%，负债总额超过100万亿元。

可以预见，不同形式的组织制度安排所导致的企业运营效率上的差异，仍将积聚并产生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压力与动力。

（二）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同形压力

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进程，引入全球视野来看，中国企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直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的制度同形压力。21世纪初，中国企业加入W T O，不再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且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几乎与此同一时期，伴随新技术、新经济蓬勃发展，在此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国际市场体系对不同国家的企业制度的多样性予以了极大的包容，但这种包容的姿态中，内生了存异求同的客观要求。上述来自外部的制度同形压力，是推动未来中国企业组织制度变化的又一重要力量。

今天，中国企业已经作为重要的国际投资主体，进入了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的发展快车道上。中国企业正在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到由复杂的国际规则体系织造而成的世界市场之中，并且，与国际市场规则体系保持相对一致的制度同形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中国企业行为能够顺应来自外部的制度同形压力，它们将能够比较迅速地获得组织合法性的保障，大大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然而，在现实中，制度同形压力与企业的行为发生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2018年4月，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商务部激活对中兴通讯进口美国商品的禁止令，这是制度同形压力触动到中国知名企业存亡的一个经典案例，其事情缘由在于，中兴通讯违反了美国有关原产商品出口限制的规定，试图规避监管，并在执行和解、接受美国合规监管的状态下，整改不到位，有虚假陈述与违背和解承诺的表现。

中兴禁令事件的大背景是，国外对规模与实力日益壮大的中国企业，不乏忧虑的情绪。尽管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经济结构越来越趋于合理，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非市场化经营行为的担心却有增无减，从商业公平竞争的角度，他们反对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与补贴、政府采购的倾斜性政策。有人担心中国国有企业，谈“国有”而色变；有人担心所有的中国企业，谈“中国”而色变。他们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因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则而运行在“灰色地带”的情况。不过，也有一些人相对理性和客观，他们主张，不论什么性质的中国企业，只要能够尊重和遵守国际规则，就可以一视同仁。

对于国外的盲目忧虑，我们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国外对中国企业经营行为的合理质疑，我们应该予以重视。与中兴通讯同属电信设备行业的华为公司，其经营行为在尊重国际商务规则方面，有相对更加合规性的表现。

从已有研究经验看，应对国际化进程中的制度同形压力，需要明确两个基本立场：第一，对国际市场规则体系予以必要的尊重，其前提是中国企业能够从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获益。只有具备长期合作动机，才会驱使中国企业自愿作出限制与改变自身行为的决策。第二，参与和改变国际市场规则体系，关键是要理解制度“制定者思考国际规则与标准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运用的政治话语”（迪马吉奥和鲍威尔，2008），在理解与接受其偏好与权力结构的过程中，通过参与制度的反作用力，渐进式地影响现存体系中的偏好与权力结构。从中兴与华为的经验对比来看，来自国际社会的制度同形压力，如果能得到中国企业积极有效的应对，那就有可能激发出中国企业行随事迁的制度潜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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