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响应全球化的变化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2016年可能是向崭新的、更加多元的、更加协作的全球化模式转型的一年

China Policy Review - - 目次 - □凯瑞·布朗(Kerry Brown)

凯瑞·布朗(Kerry Brown)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

全球化进程是可逆的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曾在其 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中预测,中国加入WTO后会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企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填补了全球化缺失的最后一角。在 20 世纪 80年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在远离全球供应链、资金流动和思想交流。但是从20 世纪 80年代开始,这个状况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改变。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终于加入了大家争相恐后涌入的全球化浪潮。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那时,很少有人不相信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现在回头看,2007-2008 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向我们发出的第一次警告:我们所处的境况并不乐观。开放的贸易和金融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这也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出现的问题可能非常容易蔓延到其他经济体。从2007 年底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突然间威胁到整个国际金融秩序,并把全球金融秩序推向悬崖边缘,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复杂的金融产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一样。我们采取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才使得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没有跌落至20 世纪 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危险谷底。看似我们已经学到了历史的教训。

现在看来,当时应对金融危机蔓延的措施,虽然遏制住了金融危机扩散的速度,但是却留下了仇恨和愤怒的后遗症。其中很多后果都逐渐演变成两大矛盾: 一是人们对于银行、公司等全球化受益者的负面态度;二是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尽管政府企图通过税收、财政或者社会福利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却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对于 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一系列后果,大家可能正在慢慢达成共识。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个事件,以不同的方式强有力地表明英国和美国人民对于全球化关键特征的反对和愤怒。这两个事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没有熟练技能、被边缘化的、保护主义思想严重的蓝领工人造成的,他们反对失业、不断降低的工资和不断恶化的生活水平。

大多数分析人士都很清楚是什么导致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普通阶层对于精英阶层的愤怒,先前的领导人没有重振经济、在贸易中没有给自己的国家捞到实惠,以及对于来自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或其他外来优秀劳动力的恐惧,这种恐惧难以量化但是无处不在。这些都意味着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将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归因方式,这意味着反对者很容易把自己看作是牺牲品,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要为自己的愤怒找到一个明显的发泄目标。

英国脱欧的结果表明,目前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多么复杂,把全球化和负面的国际现象联系到一起又是多么危险。脱欧公投之前,英国作为欧盟的一部分,可以免税进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对于英国来说好处多多。公投过后,英国主动放弃了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是当时为什么脱欧的这一结果会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的原因。英国脱欧似乎是整个国家在做一件伤害自己的事情,似乎是一种

民族自卫行为。在英国脱欧一年以后的今天,英国究竟如何才能实现与欧盟的分离,目前看来还是一团迷雾。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的确引发了一种疑虑:虽然愤怒和挫败感通过一些简单的“箭靶子”已经释放了,但是人们最大的担心是,真正的问题并不会只凭几个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就能自动解决。显然,欧盟和美国都需要深入和广泛的改革。但政客们都倾向于避免做出重大决策,担心可能要面对的负面后果和高风险。因此,他们采取和稀泥的态度,继续忍受目前极度不完美的体系,而不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人们已经厌烦了政治家的借口。

雪上加霜的是,群众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没有人确切知道该怎么办。法国和荷兰2017 年的大选至少避免了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那样的戏剧化结果。即便如此,在法国大选中,像玛丽娜·勒庞这样的极右翼代表依然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而且两个候选人都不是来自主流党派,这两点本身就非常有革命性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以后,法国就由一个在国家议会中没有党派支持的人领导。这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人知道这将怎么进行下去。

问题症结

要寻找目前困扰西方政府的问题症结所在,就需 要分析它们的政治体系。很多人都觉得(不管这样的感觉是否正确),政客们心安理得地跟富有的精英人士勾结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规划世界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只对一部分人有利,而政客们似乎也愿意容忍这种趋势。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制度并不像经济这样奄奄一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2008 年开始,推动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困难,经济没有明显的起色,高速增长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政客们试图对选民说出严峻的事实:经济正处于停滞,而且将继续停滞下去 ;20世纪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经济停滞意味着退休年龄增加(因为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支付低退休年龄人群的养老金)、社会福利减少、政策长期紧缩等。因此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诚实地告诉人民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离下台就不远了。选民说他们需要诚实的领导人,但是他们一旦选了诚实的领导人,又会忙不迭地把他们拉下马。更让人头疼的是,那些极少数因为特别有拼搏精神而变得富有的人,他们的勤奋只会激起那些觉得自己被落在后面的人的愤恨(这些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那些没有在全球化过程中获益的人,觉得是全球化导致了他们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本来可以从中发现减轻和解决自己问题的希望。就算是今天,在非洲、亚洲等地,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极端贫困,大多都得益于他们从国际贸易获得的好处和更加平等的经

济机会。

事实上,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成熟经济体之外,世界正在变得更好。中国、印度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展——中国修建的高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而且,中国还要把这个成果分享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印度尼西亚、中国和非洲的普通人来说,世界正在变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在最富有的国家反而有这么多的愤怒情绪呢?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受到很多批评,但激发了其他任何一种体制都无法做到的创造力和增长效果。特别是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物质生活的富有,似乎对于快乐和精神健康没有什么更好的影响。自杀、疾病和其他非物理性疾病的痛苦在急剧增长。资本主义当然有办法解决社会中的物质需求,但是在满足了这些东西以后,它无法回答人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全球化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这种发达国家中更深层的、愈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于未来的迷茫和不自信。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喜欢回忆过去、喜欢怀旧,就像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一样,美国人怀念 20 世纪 50年代的美国。他们说,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猖獗的犯罪和社会错位问题,社会治安良好、生活完美幸福、人们总是保持乐观。但与他们的描述相反,很多证据表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并不完美。在很多社会中,黄金年代的神话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事情,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都不得而知。英国也是如此,大家都觉得半个世纪以前的农村生活非常美好,秩序井然、民风淳朴。重申一下:这样的社会似乎只在黑白电影里出现过。但是,英国人梦想着英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在全球拥有一席之地的帝国,而不是今天大家口中描述的一个多元化的、更加混乱的社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支持英国脱欧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没有上过大学的老人,他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一切,而且他们都支持英国回到被全球化毁掉之前的那个时代。

这些宣扬怀旧情绪的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是,英国作为接受全球化比较早的国家,特别是在工 业革命之后,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从某些方面来说,英国发明了现代全球化。它通过自己巨大的帝国体系推动并支持了全球化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英国却要退回去,就像是一个出色的足球队,因为不再称霸于自己原本擅长的游戏而土崩瓦解。

如何应对

当英国和美国忙着对全球化的各种力量和进程关上大门,把全球化当作是它们自身更加复杂、更难解决的问题的替罪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却开始在全球化 2.0中发挥着领导性作用——这个新版本的全球化,将由崭新的“玩家”来领导,而不是成熟的发达国家。这个时代,看起来像是那些原来的领头羊,比如美国和英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优雅地、持合作态度地给一个更加开放和协作的全球化让出空间,而不是依赖原有的只跨大西洋两岸而不涉及其他地方的合作模式。

悲观地预测不可避免的灾难,这太过戏剧化了。但是在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未来特别不抱希望的时候,不要忘记它们的韧性。而且过去几年发生的所有令人疑惑的事件,可能在几年之后回头来看,其实是在纠错,是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控之前的预警。从长远来看,特朗普这个从来没有从政和公共事务管理经验的人可以当选,这是一种公众不满情绪的表达。在事态失控之前,人们给了政治体系自我调试的机会,让人们的恐惧和怨气都有一个出口。

这样看来,2016年可能是迈向崭新的、更加多元的、更加协作的全球化模式的一年。这个模式会更加看重之前的那个老旧模式中的不平等所要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加努力变得可持续。如果是这样,过去几年的伤痛都将会证明,新模式是有用的,并且是由某种良性发展逻辑所主导的。目前可以做的唯一恰当结论是,现在就说全球化要完蛋还言之过早。但是,没有人可以高傲地无视全球化的威胁,领导人必须展现出熟练的驾驭能力,度过目前这段动荡时期,创造一个更好、更持续、更融合的未来。

(作者为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王艺璇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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