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经济赢取数字红利
沈联涛 肖耿
中国向数字时代的跃进受益于硬件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合力推动
随着更多活动的数字化，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也将日益发生在数字空间中
在过去 40年中，中国从低工资供应商起步，逐渐演变为全球价值链中最重要的三个超级连接环之一（另外两个环是美国和德国）。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的企业债务（目前接近GDP 的 170%）及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但迅速的数字经济革命将让中国经济继续在价值链中向上攀升。
在近 40年前采取了战略性的“开放”政策之后，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 这让中国实现了在消费品制造业领域的规模经济。随着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本身也成了全球主要的消费市场之一。
2012年上任的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认识到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将告罄，中国经济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盈余消失而工资却不断上涨的阶段。而与此同时，“开放红利”也接近尾声，并且面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威胁。
中国仍然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计划打开新市场，但需要为此付 出沉重的代价。最终，持续高速增长需要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这需要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聚焦技术创新来实现。
缩小数字鸿沟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2016— 2020年）反映了其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和降低营商成本的决心。2015年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规划表明中国准备将本国制造业主体带入互联网时代。这两个规划将共同致力于把人工智能、
中国决策层就像是在下围棋，需要将国家的关键棋子——国有企业商业模式的改变——在正确的时间落在正确的地方
机器人和社交媒体与制造过程相融合，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革命。
不可否认，2015年以来，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风骚，网购已占零售总额的18%，而美国只有8%。中国三大领先技术平台——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能够与亚马逊、苹果、脸谱、谷歌和奈飞等美国的全球技术巨头一争高下。
此外，根据艾瑞咨询的研究，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已经达到5.5 万亿美元，是美国的 50 倍。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各种手机电子钱包应用正在取代现金，成为首要支付手段。
中国向数字时代的跃进受益于硬件技术、数字技术以及新商业模式的合力推动。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Bruegel）的最新研究，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已经高于欧盟；其科技出版物规模已与美国相当，而其自然科学和工学博士数量更有过之。通过让信息交流更加便利及提升复杂任务中的协作效率，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平台“微信”在2017年一季度的用户已达 9.38 亿，带来了此前无法想象的生产效率进步。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中国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演化与西方电商平台有所不同，中国电商平台面对的是中国消费者快速增长的支出能力，以及对使用创新产品的热情。借政府鼓励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试错的东风，中国企业正在颠覆传统模式。其颠覆速度快到连一些政府部门都感到有压力，政府正在通过采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追赶。
在过去，由于交易成本过高，即使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仍可能高于美国市场。而电子支付对降低中国营商和交易成本非常关键，大大提高了零售业的效率。但一些P2P平台的欺诈和倒闭风波也表明，中国需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以保持互联网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随着更多活动的数字化，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也将日益发生在数字空间中。中国生产商可以在本土需要的地点及时间使用 3D打印、机器人、大数据及人工智能，同时仍然能够连接全球市场，从海外吸取新思想和新技术。如今，有无限种可能将生产和消费分成不同的阶段与模块。但这也意味着新的数字经济的大量成功案例也将伴随着同样多的失败场景。
破局数字困境
事实上，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决策者需要面对各种“数字困境”。中国的许多公用事业机构——如航空、铁路、港口和通讯等——都是 单一产品实体，由国有企业负责经营管理。但民营的新技术巨头却拥有多产品、全方位的渠道平台，可以通吃所有供应链环节——包括生产、分销、支付，目前还在进军财富管理领域。
中国决策层就像是在下围棋，需要将国家的关键棋子——国有企业商业模式的改变——在正确的时间落在正确的地方，而且棋子与棋子之间还要互相协调。对国企改革进展缓慢的泛泛抱怨也许忽视了一个战略性挑战：在国企和新技术上市企业巨头之间，如何形成在数字空间的良性竞争。
国企管理者大可以说，严格的监管让国企处于市场竞争劣势，而科技巨头却在免费搭乘国营通讯、交通和金融通道，夺走了国企的“午餐”。与此同时，科技巨头也可以辩解说，如果它们可以更快地进入效率低下的生产和分销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中国的整体生产率增长还能更快。
另一个困境是：数字化对消费者固然是好事，但对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冲击可能是负面的。建设“数字中国”，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失业工人能够越快地适应新的现实，整个系统就会越健康。
中国转向基于知识的新经济，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并最终产生“改革红利”。这一转型固然令人激动，但也隐藏着风险。此前，从未有哪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以如此快的速度经历如此深远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