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中国必须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率先推动与培育社会化企业相关的立法进程。惟其如此，才能催生更多社会化企业，为建设公平、高效的信息社会创造微观基础

企业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股权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阶段，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第三阶段，社会监督者（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随着持股者日益分散，企业所有权正在被淡化，使用权正在被强化。尤其是正在向各类传统领域扩张的互联网服务业，产权越来越模糊。你的服务器、路由器、手机或者网络终端设备，离开相互关联就一钱不值。只有去资本化、去国家化，逐渐走向社会化，才符合信息时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规律。 协同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化企业 中国经济报告：在互联网时代 协同互利经济新模式下，企业形态和运行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杨培芳：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特 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协同互利。信息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公共企业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铁路、通信、电力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 (de-regulation)—重建管制 (re-regulation)— 回归垄断 (re-monopoly)—新型管制 (newregulation ) 的弯路。2015 年 2 月 6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该方案把信息服务提供商（ISP）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 们将需要接受跟电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市场利益。学者们认为，这个法案的实施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很可能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期争辩才能达成共识。果然，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废除了这项法案，让互联网企业脱离规制与监管，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轨道。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可能长期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特朗普倒行逆施的政策肯定是短命的。

中国基础设施领域并没有完全跟随英美进行彻底自由化改革，而是引入适度竞争和有效监管，由强大市场需求拉动快速发展。现在中国政策已经明确，交通、通信、能源均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这是第一类社会化企业。第二类社会化企业是随着互联网向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形成了各类生 产、服务平台，也正在凸显其基础性、公共性和社会性，正在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第三类社会化企业（也称为共益企业）是某些商业性企业自觉承担足够的公益、环境、安全等社会责任。

社会化企业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但不拒绝获取合理利润，而是以低费微利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或全社会提供普惠商品和服务。

第二个特征是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最终走向联合起来的社会所有制。随着财产所有权日益淡化，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性正在凸显，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协同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协同经济将排斥按出资额多少、由出资多的人握有决策权的制度，让财产摆脱了排他性所有权的束缚，通畅地为社会支配和使用。

第三个特征是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要接受社会专门机构的监管；二是依据专项法律和政策在占地、破路、入场以及税收抵扣方面享受相应优惠。

这条路要想走好，还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传统理论只有国家空间和私人空间，基本没有公共空间。目前中国的经济实体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几乎都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尤其缺少社会化公共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面对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中国必须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率先推动与培育社会化企业相关的立法进程。惟其如此，才能催生更多社会化企业，为建设公平、高效的信息社会创造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