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眼中的国际贸易

扩大贸易在短期内伤害了一些人，但并不会削弱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结论

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哈佛大学

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自由贸易体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学生都可以解释其中的逻辑。

但特朗普政府明显蔑视自由贸易——从提高关税，到对钢铁和铝实施配额限制，再到拒绝加入TPP。或许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自由贸易理论以及经济学家坚信这一理论正确的论据。

让我们从 18世纪的苏格兰开始说起。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通常被视为经济学的开端。自由贸易是这本著作的主题之一。斯密认为，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贸易。没有人会为了保持忙碌而自己去缝衣服、种粮食。相反，人们最好只做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则可以依赖其他人提供。同样，各国应专注于生产最擅长的产品，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

后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扩展了这一观点。李嘉图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怎么办？他的回答是，贸易取决于比较优势——即使一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都比其他国家高效，它也能通过专注于最擅长的领域，并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而获利。

最近，经济学家强调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我的同事马克·梅里茨（Marc Melitz）的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国家开放贸易，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扩大市场，而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则因竞争加剧而退出。随着资源从低效率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整体生产率就上升了。

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些都是理论，证据在哪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研究开放贸易的国家经济是否更加繁荣。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在 199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对大量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开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封闭经济体。

第二种方法是研究封闭经济体取消贸易限制后会发生什么。纵观历史，当各国开始开放经济时，比如 19 世纪 50年代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以及20 世纪 90 年代的越南，典型的结果就是增长率提高。

这些结果虽然具有启发性，但也需要注意。贸易限制措施往往伴随着政府干预市场的其他政策，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干预政策，而非贸易限制，阻碍了增长。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和大卫·罗默（David Romer）提出了第三种 衡量贸易影响的方法，重点聚焦在地理上。一些国家因为地理上的劣势而减少了贸易。例如，新西兰与其他人口大国相距较远，比利时在地理位置上更具优势。同样，与拥有海港的国家相比，内陆国家不具优势。因为地理特征与贸易密切相关，但与经济繁荣的其他决定因素无关，因此可以用来单独衡量贸易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弗兰克尔和罗默的结论是，贸易占GDP的比重每上升 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至少增加 0.5 个百分点。

各国应认真对待斯密、李嘉图和梅尔茨的理论。诚然，扩大贸易在短期内伤害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出口竞争行业的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我们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和有效的再培训。但这并不会削弱自由贸易可以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结论。

这就是国际贸易的理论和证据。我不认为这一学术文章能够说服特朗普。但据说他更关注那些提到自己名字的简报。所以让我们回到亚当·斯密的出生地来思考以下问题：美国是否应该对在苏格兰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度假的美国人征收关税？如果美国这么做，这些度假的美国人是否会改变消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