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厂矿子弟到新锐导演，宁浩：我一直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让大家认识到了“鬼才”导演宁浩，紧随其后的《疯狂的赛车》进一步助推。至此，中国电影打开了黑色幽默的一扇门。
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风起云涌，群雄逐鹿。新时代呼唤着电影创作力量的更新换代。宁浩再次以精准的判断和成熟的眼光，率先签约路阳、文牧野等14位新人导演，推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制定了48部电影的片单，并已完成《绣春刀Ⅱ：修罗战场》《云水》等四部作品，引领青年导演创作新风向。宁浩导演也如同孙悟空摇身一变，从导演制作转向监制的全新身份，助力帮扶新导演、新电影，体现出新时代电影人的使命担当。以下内容为宁浩口述。
我一直都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 我觉得孙悟空就不是个老实猴子，他是坏猴子。
所谓这个“坏”，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坏人的坏，我认为是一种和创作有关系的“坏”。因为创作是一个打破规律的事情，有勇气做不同的事情，创新就是把既定规律否定或者突破，不按照以前的道路走，要有新的东西， 就像改革一样。
我以前没有想过要拍电影。原来是想画画，不过那个时期没有职业画家的概念，那个时代是画家被撵了到处跑。我小时候特别想去圆明园画家村，后来那个画家村都被驱逐了，所以没有什么职业画家，或者说以画家为职业是一个很难生存的状态。
我小时候就想，能不能从事和美术有点关系的职业，后来发现自己是色弱，觉得这个是一个误会，毕竟画了十年画。后来就有很长时间一段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第一诉求是摆脱父母还在养我的一个状态，成为一个自立的人。
20岁，揣着2000块钱就来北京了。当时做了很多事情，摄影记者，拍图片，做过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谋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音乐圈，因为要给很多歌手明星拍图片，我当时读的专业是北
师大的节目制作专业。我们学校培养的主要方向是毕业以后去电视台，做新闻工作，现在我们班不少同学也都是做这个的，但我对那个工作不是很有兴趣。
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学那个专业都干什么？我说平时也拍过小片子做作业。我的朋友问我会拍MV吗，我说会吧，有什么不会的呢，就是看图说话，把影像配好。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接触MV，拍MV，拍了大概两三年的MV，还挺多歌手找我拍，朴树、金海心、屠洪刚都拍过。
拍MV的过程中，训练了很多对现场的知识，怎么拍摄、怎么当导演、怎么控制剧组、怎么控制机器，那个过程之后我就开始想，我以后到底想干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个拍歌吗？
后来，我觉得好像是画家的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能不能去表达一些东西？那还是拍电影是最好的。
于是，自己在家开始写故事，有一个阶段在很多MV里也装故事，来训练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我是边上学边干的这个事，大学毕业的时候拍了一个作业叫《星期四，星期三》。后来那个作业获了一个奖，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那个故事是三段故事穿插在一起讲的，也是多线故事的雏形，对我鼓励很大。
导演之路与时代关切
《星期四，星期三》拍完我就扔宿舍里了，一起租房子的室友、电影学院导演系老师方刚亮看了之后说： “你应该去做导演。”
我就想，是不是我应该做这个工作䮪
所以我开始尝试大长篇的剧本，又去电影学院读了一个专升本，是图片摄影系，因为那年导演系也不招生，我这个人是不愿意等的，我就觉得能考上图摄招我就去上。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上课完成学习任务，一边把所有的时间拿出来写剧本。到毕业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导演系的，但自己也安排了个毕业作业。
当时是电影学院的韩小磊老师牵线帮着做这个事的，还没拍完他就去世了，我就把这个当一个作业完成了，以后也没有觉得自己将来要拍电影。因为当时的氛围就是，电影院里面好像没有多少电影，我喜欢电影，就觉得我只能自己拍自己看，所谓的行业还不存在呢。
2000年之前没有什么电影，有的只是那几个特别有名的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他们的电影在电影院里面放，其它的就是偶尔有一些香港片。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市场这一说。
当时有吃肯德基的习惯，都没有去电影院的习惯，电影院也非常少，就是几个电影厂在拍，我们也不是电影厂的人，所以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更没有坚定一个想法说我将来要从事电影。
因为连电影事业都煾有，你从事鞯貔电影䮪
当时不知道能不能靠这个谋生，因为电影是一个需要特别大资金的东西，你自己掏钱弄也掏不起。
应该是从张艺谋导演拍完《英雄》以后，票房这个概念才提出来的。2002年国家推出了电影改革的方针，当时是把以前只有电影厂才有权利拍电影的事情推向了市场，可以民营了，民营的老板可以投资拍电影，不需要取得电影厂的资质。以前电影厂的很多资质都是卖给香港制片，香港的剧组到这买电影厂的标来拍。
我的感觉是《疯狂的石头》前后，市场化的程度就大大提高了，开始有人可以投资了，业外的资金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
那也就是说，能吃这碗饭了，起码干这个活饿不死了。
那时候有一个相当长焦虑的阶段，我必须一边拍MV一边写剧本，写完的剧本也不知道往哪放，不知道到哪演。《疯狂的石头》那时候我记得当时都跟记者说，如果这部片子还不能够拍好，还不能够面世，将来实现不了自己养活自己，可能我就改行了，因为我已经把钱都垫完了，也不能一直不负责任地干这个事。
所幸也是赶上了那个时期的变革，出现了电影市场，才有了这个可能性。继续拍电影的都是命好，都是赶上了。
本身我是一个太原钢铁公司的厂矿子弟，那种工厂生活对我影响特别大，就是工人气质和工厂美学，以及厂里到处脏的、油腻腻的、铁锈范儿的，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东西。是那种有劲的、直着来的、有力量的，而不是婉约的、慢慢谈的，我喜欢强冲突、强戏剧性、东西满、有份量感。
这四十年最显著的经济发展大家也是可以感受到的，过去的物质条件和今天的物质条件是天壤之别，我记得那时候都是过春节才有新衣服，现在谁说过春节上街买套新衣服的？所以是从方便程度、科技进步、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维度的立体变化，包括人手一个手机，大家所
有的事情都在这个上面操作，在这个阶段我感受到了跳跃式发展，不是制度的发展，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用这四十年，干了西方四百年的活。我还挺尊重自己的感受，也很尊重观众的现状，没有特别强烈地要把自己弄成什么艺术家，我甚至连文艺青年都不算。我没有说挑电影必须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是愿意保持着跟大家都一样的状态，大家爱看的我也爱看。
围绕黄河周围大量的都是农业文明，本分、讲究、传统、实在的一种文化气质，培育出来的人也都是坚忍的，吃苦耐劳的，说一不二的。
长江文化有商业色彩，这个也是中国文化很有特征的一部分。我觉得我写的那些人和事都是在很市井的商业文化之下产生的，每个人都机关算尽地努力，都觉得自己聪明，这更像是码头文化和商业文化。实际上我是喜欢市井气的。
我可能对一个进城务工人的命运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他能够代表生产力转型之下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能代表我们这四十年的目的，也就是让生产力平稳地转型。我们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可能最终要形成服务型社会，第三产业会变成支柱产业。
以前大家都没有房子，都是公房，房改以后开始推出商品房，就是说有房和没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挺需要安全感的，需要一个切实的、摸得着的大物产。
《疯狂的赛车》里的所有人，都是为了一个欲望在行动。耿浩是为了他师父，他师父的墓地能不能有一个体面的安居之所。如果有房子的话大家都会去买，而且还会是不断的攀升的地价，经济快速发展之下，有一种焦虑是你不买好像不行。我不是经济专家，但也深处其中，也是有感受的。
黑色喜剧，就是人的命运本来也很无常。我觉得荒诞主义戏剧都有一个特征，它强化的是无常，强化的是命运，而且还很嘲笑每一个人的努力。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这么个逻辑。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社会多 元化，各个方向都开始多元化。我们小时候只穿统一的衣服，当开始流行西装，每个小孩都穿一件西装；流行皮夹克的时候，每个人都穿仿羊皮的破破烂烂的皮夹克。这是特别统一的流行趋势，现在就不是了，现在社会呈现的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元的一个层面。
不仅是文艺上，很多时候是社会生活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各种丰富多彩的东西，不同的人认识也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明显的多种多样的生活形态和美学。
这个时代是区别于上面一个时代的，并且把深沉的东西都掩盖了很多，有的人或许外面过着花里胡哨的情感生活，但心里面还藏着一个理想的爱情。
这种特点，其实是任何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的。可能，最终我们还是在呼唤内心深处那条藏着的、真情实感的线。
风格与身份的双重转变
我本人也是做“亚洲新星导计划”开始面向观众、走向观众的。
时隔十二年了，我也拍了很多电影。“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最初只是想能够从青年导演的层面来帮助推动一下电影行业，并没有盘算从计划中培养什么样的人，不过如果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也未尝不可，也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青年导演的联盟，可以一起来拍电影。
当时的出发点是找到好导演，因为好导演是一个好电影的核心力量，所以只要是优秀的导演我都愿意合作。也没有一定要适应市场，你只要拍的是好电影就行。因为本身来说还是喜欢电影，也热爱电影这个行业的，所以出发点是，如何做一些对电影和对电影市场有帮助的、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第一是更加多元化。中国电影还处在一个初步探索自己类型的过程当中，我不认为美国的类型片可以直接植入到中国，尤其在文化这件事情上，完全不可以。文化艺术是有脉络的，所以他也必然会走向更加多元化、本土化的类型探索，会更丰富。
第二个就是走向文化自信。中国电影必然走向文化自信，只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出中国电影的路径来，根植于本土的文化，去拍摄适合自己表达、适合你自己观众的、不以西方的奖项和评审标准为标准的电影，你才能建立起你独特的文化系统和标准，因为不同的土地长不同的树。
把中国的片子拍好了，中国的事情伺候好了，才有可能引领世界。我们有这么丰厚的土壤，并且我们处在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红利中，我们在思想接受的信息、维度和开放性上都是个机遇，不比西方差。
土壤都准备好了，只要你更自信，就有可能在世界电影中展示出独特的中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