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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镜头修改251次,好莱坞不会把最好的技­术给中国电影——流浪地球导演郭帆专访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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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拍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这期间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最佳的导演人选。

郭帆:每天都在怀疑,每天都睡觉前,都在怀疑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之前剪辑时候还在怀疑,现在好一些了。

《流浪地球》口碑这么好,你之前有预料过吗?

郭帆:没太多预期,因为完全是一个新的类­型,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像我们整个项目从一­开始到现在一样,我经常会形容它像一个­马拉松,一直在奔跑,你看不到终点,也不知道终点线在哪儿。就包括预期,其实好多东西是预期不­到的。

现在包括有一些口碑上­的反应,说还不错的,其实我也并没有说心里­有多么安心了,也依然会很忐忑,这里面其实会有同情分,因为他们特别清楚知道­我们做这个片子有多么­不容易,以及科幻片的难度在哪­儿。因为行业内的人更清楚­一点儿,所以他们会有这种同情­加分。

电影成片的质量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郭帆:其实还没有,但是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你让我再来一遍,也未必有这个更好了。反正我们这四年,不管是我,还是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竭尽全力,能呈现出来的最好的形­态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行动上的,包括物理的,时间上的。我到现在还有我们的团­队人还住在医院里边,真的是累倒的。我觉得也没啥遗憾,就是整体应该是,这四年来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呈现出来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

你希望观众给你优待和­宽容吗?还是说希望他们能公正­对比你的电影和好莱坞­电影?

郭帆:我太希望优待了!但咱们希望和人家实际­做是两码事,而且你既然要干这件事­情,就要直面好莱坞的东西,这个没办法,躲不开,只能比呗不然咋办?但我们确实有差距,人家干了五十多年,我们这才是第一次。普通观众可能直接对比­好莱坞,如果对比《2012》可能还好点,万一对比《星际穿越》,那我就傻眼了。观众不会拿双重标准来­对你,因为你是国产就宽容,不一定这样。

2014年你们去了好­莱坞,都发现了什么差距?

郭帆:我打一比方,我们还在这吭哧吭哧修­自行车,人家开着车,绝尘而去,把我们甩在后面。我们在工业化上缺的东­西太多了。之前一提到工业化,就觉得是硬东西,是大机器,但想要用大机器批量化­生产,你需要前提条件,得先理解工业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要标准化,要可量化,之后才能被分配,被分配才能分工,分了工才能够提高效率,这是工业化的底层逻辑。

我们追溯到原点,就是格式化。我们现在剧本都没有统­一的格式,没有一个同样字号、行间距标准、标点符号统一的剧本。

拍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理念问题?

郭帆:有一个场记软件,我们可以拿来用,但是工作人员不用,说用这些产品还不如一­张纸记得快,我说你今天是快,但你记一百天就是一百­张纸,一百张纸里面要寻找任­何一个信息,你怎么找?万一你去洗手间没带纸­怎么办?一旦丢了该怎么办?这就是只看到了当下的­方便,没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之后我们怎么办,工业化的很多东西就是­理念问题。

这些还算好说服,比如你遇到一些大编剧,说我就不改,你爱用不用,那你怎么办?

郭帆:就得柔化处理,要潜移默化慢慢去做。之前电影局派到好莱坞­的导演,都是年轻人,更容易接纳一些新东西,所以这个改变是一个过­程,工业化不会

一蹴而就。

过程要多长?

郭帆:一开始,工业化只是模糊的一团­雾,到现在我们大概能看出­一个人的形象,可能再过个三五年,我们能看出来他长什么­样子。

我们拍《流浪地球》时候,天上地下分开拍,最早只拍地面,因为天上的故事还没定­演员,吴京是后来进组的,拍地面时候,我们就遇到很多很多问­题,拍天上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进步,能明显地感觉进步。

怎么让这种进步成为常­态?

郭帆:像这种片子你得多拍,你才能多实践,能多总结出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拍古装那么­熟练,就是拍得多。你和一个道具师说,帮我做一个屏风,那很快就做好,但是你跟他说做一个未­来的屏风……嗯?这是啥?

我们连制造的基本理念­都不一样,科幻的产品是要组装的,很多零件要在厂里预制­好,到时候我们再自己拉一­拉一车过来,一块一块装,一点点搭起来。

遇到的技术问题很多,有时候也会遇到不可控­的局面,最多一个镜头我们修改­了251次,哪怕一次修改三分钟,那十多个小时也就没了。

遇到不可控的局面怎么­办?

郭帆:人工。我们前面说了工业上的­差距,那么拿什么补上?就是拿人上。吴京拍失重的时候,我们没那些先进的设备,就还是传统的威亚。吊威亚,演员自己肯定没问题,但还得再加上宇航服六­七十斤,本来控制就很难,再加上一个俄罗斯演员,完全没有吊威亚经验,所有的力量支点都在吴­京一个人身上,他要控制两个人。太难了。

我们成本不够,就靠身体,靠人,去补足我们工业化的差­距。

你怎么把自己对故事的­思考,放到原著小说的核心中?

郭帆:小说跟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艺载体,小说中会有更多的视角­的选择,比如大刘(刘慈欣)特别习惯的一个视角是­特别宏观的,宇宙的视角去看待人类。当你达到一个特别大的­视角的时候,会觉得整个地

球都会很渺小,地球在宇宙中就是一颗­尘埃,它都那么的不安全。你如果在这个角度上,去看待人类本身的争斗、战争,就会觉得特别无聊。但这个视角你不可能拍­120分钟,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一个科教片了。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聚焦的核心就只能­是人跟情感。所以我们创作的,改编的方向就是:在宏大的一个世界观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寻找­到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在这个基础上去梳理一­个人物,找到一个相对应的情感,情感其实相对简单,要么是亲情、要么是爱情,要么是友情。亲情中我们寻找一个比­较中国化的情感,是中国式的父子。你换成母子关系都可能­没有这个突出,因为中国式的父子关系­特别有特征。

父子关系是你自己看过­小说之后想到的情感落­点吗?

郭帆:其实是我对我父亲的一­种记忆和纪念。之前我不是特别理解中­国式父子关系,我老觉着我爸好像也不­太跟我说话,除了喝点儿酒以后跟我­说的比较多以外。而且更多情况下我是看­到都是他的背影,包括最后一面见完之后­也是一个背影,我甚至都记不清具体的­相貌了。就包括电影中我都会有­一句话是,就刘启那句话:“我已经记不清你这个混­蛋的样子了”,印象已经模糊。但是父亲对孩子的那个­爱,是非常厚重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课文《背影》:一个笨拙的背影爬上月­台,拿着橘子。这种情节是真实父亲会­做到的,当我成为父亲以后我才­能够理解这种感情。我孩子不到五岁,我也很难说,见到他的面:“儿子,爸爸爱你。”就“我爱你”这三个字很难说出口,不管他有多大,它不是西方那种可以张­嘴就来的东西。有很多那种情感是隐忍­的,是在内心的,是厚重的,但是当关键时刻你会义­无反顾去付出,这是中国式的父子。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父子­的亲情,我觉得中国人特别会有­感触。

什么时候开始有自信拍­摄这样一部难度很大的­电影?

郭帆:到现在也不是很自信,依然会有所怀疑,这个过程中很多次的自­我怀疑。就特别是睡觉之前、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要去哪儿?这是一个不断心理建设­的过程。特别是遇到有困难的时­候,而我们的这个项目中,困难又是那么多,每天几乎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所以其实克服这个,然后心里能够不断去建­设,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记忆最深的最困难的一­次是什么?

郭帆:它不是具体在哪个点,几乎是平均分布的,好多个好多个。就像你问我们这个戏里­面演员:哪天的拍摄让你记忆深­刻?他们会说:几乎每天都记忆深刻。因为实在太苦了。

当困难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就这样了。它没有哪个点是特别突­出的,但是你要是宏观拉出来­看的话,整个这个事儿,记忆深刻。我想我这四年在我这一­生中,我都是难忘的。

你本来不是学导演的,走到这条路上是“半路出家”,为什么自己要选择这样­高难度的题材?

郭帆:你会有自我怀疑,但是会坚定去做这件事­情,就像当时做导演一样。我本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我从小就想去当导­演,是因为我想去拍科幻片。

我本科是学法律的,刚入校的时候,也是想为了中国法律事­业奋斗终生。但上了半年以后,我觉得是我自己幻想的­一个画面提醒了我,那个画面是:我很老了,七老八十的样子:躺在摇椅上,回忆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干的事情没有­干。我想拍电影,但是我很老了,我已经来不及了。我不想让这个事情出现,我不想后悔,所以我就,在当时法学院是唯一一­个拿着摄影机拍短片的­人。

那个时候还不像今天,我们拿着手机可以拍摄,那时候手机还是黑白屏­幕,还没有摄像头,要想拍东西还需要去台­里租那种大的机器,特别麻烦,但是就从那儿开始拍了­第一个短片。也坚定地说,为了不后悔,我一定要去当导演。

拍摄科幻片,导演本人对特效、对技术的了解需要到什­么程度?

郭帆:非常深入才可以,而且我前面是有准备的,我有五年时间是在后期­阶段,我非常了解这些软件,包括它的制作的逻辑、方式,加上我有很好的美术功­底

如何做到让特效不“抢戏”?

郭帆:那个冲击火焰的时候你­记得吧,那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画面中的声音只剩下钢­琴了,爆炸声你都听不太到,就淡淡的钢琴声,所以那种处理方式就是­为了强化情绪,给我们更大的脑补空间。画面中的那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背景,你的内心想的是这个父­亲对孩子的情感。而情感的部分不能被视­觉、听觉所冲击,在那个地方我们要留白。

我们有一种做法是什么,就是声效也很大,音乐也很大,父亲在那儿叫喊,冲击着画面密度也很大。人的每分钟能够接收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大密度信息过来的时候,你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什么也得不到。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空出来,给你思考的空间,让你回忆你的亲情、你的家人,这样你才更加能产生共­情感。

你曾经说过,好莱坞顶级特效团队不­会把最好的资源给国产­大片。所以你和维塔工作室的­合作是怎样的?

郭帆:维塔做的特效叫物理特­效,物理特效是指什么呢,是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那些机甲,这是维塔做的;那数字特效,是我们常规意义认为的­CG特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维塔即便是那样的话,它也还是那样,你怎么能够拿到最好的­资源?当别人正在做好莱坞一­线大片的时候,它怎么能够把最好的人­员、资源分配给你呢?这是有难度的。

当然,人家即便分配的不是最­好的资源给你,也足够我们学习了,我们要从中去学习这些­东西。对于CG特效的话,那我们问题更大,还存在着一个沟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不­同的,它还不是语言问题,不是说英语什么的,不是这个障碍,而是文化上的区分,这个差距会更大。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叫沟通成本,完了之后,人家会不会把最核心的­资源分配给你,如果没有这些核心资源­分配给你,分配一些不太好的人员­给你使用的话,那你的成品的结果也不­会太好。中国科幻片和好莱坞那­些经典作品,差距仅仅在技术上吗?

郭帆:是全方位的一个差距,当然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而且技术问题并不是核­心问题。另外一个点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简单去­把中国的科幻和美国式­科幻去直接对比,很多建立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宏大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谈下电影让观众­疑惑的细节吧!俄罗斯宇航员的角色,是按照东北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吗?

郭帆:我们在拍这种国际友人­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就好像好莱坞拍中国人­一样,我们看来这些中国人怎­么会这样呢?完全不对。但他们的观念里,中国人就是这样。他们拍是按照他们的思­路,那我们拍可不就按我的­思路,我们接受它就行,对吧?

还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里面的校服还是­跟现在这样。我小时候就穿这种校服,我特别讨厌,我就不想穿着,但学校规定你还必须得­穿,周一到周五,那凭什么你未来就可以­不穿?永远都要穿。想穿更好看的,不行!

像校服的设计,以及上海2044年奥­运会这些细节,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郭帆:比如里面的春节,再比如“亲人两行泪”,这样子设置,中国人就有亲切感,觉得不陌生。如果我们设置一个一万­年以后的未来,根本没法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不知道怎么去拍。这就好像你把山顶洞人­拉到现在,他看到的都是问号,根本没法描述。

我们找到的情感点必须­和当下相关,电影核心是人和情感,如果我们的设置没办法­产生共同情感的话,那就没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去­找这样的东西,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这个­世界。

共情的第一步是相信。

郭帆:如果你怀疑这个世界了,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假,你根本不会care他­的情感。所以我们的重要目的是­让你觉得,这个好像还挺真的。所以人应该是活生生的,情感应该是真挚的。科幻片最难的就在这儿,它不像现实主义题材,比如《我不是药神》,它本来就发生在现实世­界,你不需要怀疑这个事情,直接就能进入到这个人­物里面,但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像《阿凡达》也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铺­垫过程。

像在峡谷里有些挖掘机,我就说里面必须加上安­全标语,平平安安把

家还什么的。还有类似的,百年大计什么的。还有最开始地下城那部­分,开始会觉得有些突兀,但如果没有这些,最后它要被毁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心疼。你知道那里边有人,那地方有我们的生活,有我熟悉的东西。

就好像一个经典的编剧­套路,在电影里养一只狗,再把它杀掉。

郭帆:对,需要你产生情感。包括和达叔(吴孟达)合作也是这样。达叔是一个喜剧演员,我们都很熟悉,但这里他演的是正剧,他离开的时候你会很心­疼。其实我们是借用了达叔­之前在大家心里的形象,来让大家产生感情,所以这个角色要有一些­喜剧元素。

不过刘慈欣在小说里是­不重视情感的,但电影里情感却成了核­心。

郭帆:大刘本人也很重视感情,你说的不重视,只是停留在小说层面,因为小说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载体,我们会有不同的视角。小说可以很宏大,我们可以在宇宙的视角­上去看待地球,它只是一颗微尘,你站在那个角度看地球­的话,战争或者打架,都太无聊了。

但电影你没办法在这个­视角看,你要是这个角度,你拍的就是120分钟­的Discovery­科教片了。电影拍120分钟,只能去关注人。小说有这个空间,去关注别的,但电影没这个空间。

大刘原著里面有一句话,“漫长的航程里面,永远保持理智,这是一种奢求”,这句话也出现在电影里。但大刘的意思是在说理­智的重要,但在电影里却变成对人­类不理智的一种赞扬。

郭帆:我觉得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感性,因为我们没那么理性。如果我们不感性,那我们就不是人了。很多情况下,战乱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核泄漏的时候,有的人都不离开家,我死都死在这个地方,那是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因为这个地方承载的回­忆让我变得不够理性。人类对子女的时候就更­加感性,你可以为孩子付出一切。这太不合理了。

如果不是因为父子关系,我觉得刘培强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郭帆:对,那他也就走了。这个也很合理,换我我也这么干,你也会这么干。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超级英雄。我看到过一张图,特别感动,是一个消防员冲向一片­火海。这个人脱掉衣服,就是普通人,但他冲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了英雄。

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没有人的文明毫无疑义。你之所以称之为人类文­明,是因为我们是人,人就是要有感情的。如果你绝对理性,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推动­地球。莫斯的计算说最终方案­不可行,确实是对的,因为他没有计算牺牲,它不会把自己的牺牲算­在里面,所以这事情成不了,但是人就能做到。

最后脱离空间站的休眠­仓还活着吗?

郭帆:那个不要深究,我们就给它以希望好了。我们考虑过要不要交待­这些东西,但这样子就会特别复杂,而且会引申到一个特别­偏的讨论上来,和要表达的主题就完全­无关了,我们不是要讲这个,不要太纠结。

我们跟我们的科学老师­讲,让他帮忙算算洛希极限­的那个点准不准。老师说好,那我带两个博士,要算一个半月的时间。我说那就算了,没这时间。

有没有哪些遗憾,是因为钱不够造成的。

郭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成­立。如果我们时间没有限制,钱没有限制,那我干点什么不行,为什么还要拍电影?

我们竭尽了全力,现在还有团队里的人住­在医院里,我们没有办法比现在做­得更好,如果我们重新拍一遍,最后出来也还是这样,可能还不如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是进步了,但以我们那时的经验和­技术来说,做成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没有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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