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第91届奥斯卡：种族歧视和电影质量无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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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豹》的幕后工作者Ruth Carter和hannah Beachler分别获得最佳服装设计奖和最佳艺术指导奖，她们两人成为奥斯卡历史上第二位和第三位获得非表演类奖项的黑人女性；雷吉娜·金（Regina King）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她和Carter、beachler三人标志着奥斯卡首次在一届颁奖典礼上同时有一位以上黑人女性获奖；雷吉娜·金、马赫沙拉·阿里（Mahershala Ali）和拉米·马雷克（Rami Malek）均获得了表演类奖项，标志着奥斯卡历史上首次多数表演类奖项由有色人种获得；阿里凭借在《绿皮书》中的精湛演技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算上他于2017年首次获得该奖项（《月光男孩》），他已经是首位获得两次最佳男配角奖的黑人演员；华裔导演石之予（Domee Shi）因执导皮克斯的《包宝宝》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动画短片奖的有色人种女性导演；纪录片《句点》导演Rayka Zehtabchi是获得奥斯卡奖的首位伊朗裔美国女性。
最不容忽视的，是本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墨西哥裔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他不仅凭借《罗马》收获了墨西哥电影的首座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杯，还创造了一个导演圈的新历史：他是首位获得最佳摄影奖的奥斯卡获奖片导演。
如果说去年的奥斯卡关键词是“性别”，那么今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种族”。30多年来与奥斯卡无缘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终于凭借《黑色党徒》捧得了自己的首座表彰单体电影的小金人，他冲上台蹦进颁奖嘉宾“神盾局局长”塞缪尔·杰克逊的怀里，然后掏出两页纸发表获奖感言的一幕，可以说是整场颁奖典礼的最大高潮。他获奖感言中的一句话也引起了热议：“今年是黑人作为奴隶开始被贩卖到美国的第400周年，马上就要迎来2020年总统大选，希望大家做正确的事，选择爱，而不是恨。”
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斯派克·李收获个人第一座非荣誉性奖杯。然而在奥斯卡激动人心的平权里程碑下，中文互联网内再度响起“唱衰”的声音。在不少评论者眼里，2019是奥斯卡“小年”的重要原因，是奥斯卡过于强调“政治正确”。在《新京报》一篇题为《是什么让奥斯卡变得工整而乏味》的
评论中，作者认为越来越多的奥斯卡入围电影利用种族牌、女性牌、LGBT牌、阶级牌或左翼政治批判牌的“议题营销”搏出位，最终呈现的是“技术合格、艺术尚可、议题优先、整体乏味”的“应试”影片。
和性别议题相比，种族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中国更加敏感。这一点从中国观众对《黑豹》的吐槽中就可见一斑：作为8部奥斯卡提名影片中唯一一部已经在中国公映的影片，《黑豹》的豆瓣评分仅为6.5，是漫威超级英雄系列电影中评分最低的一部。“政治正确”“讨好黑人”是这部电影在中国引起反弹的重要原因。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观众，在西方世界与黑人一样同为少数族裔的中国人，却在潜意识中坚持某种“文化霸权”逻辑，这种身份错位令人费解。
电影的艺术成就高低和是否符合奥斯卡获奖标准，这在每个人心中固然有不同的答案，然而以“政治正确”作为电影批评的唯一标尺，未免太过狭隘。当人们把影片关注弱势群体或少数族裔当作惺惺作态、钓名沽誉时，当人们抗议说“让政治回归政治，让艺术回归艺术”时，实际上也述说了一个事实：无论是试图完全去除电影中的政治色彩，还是只关注电影的“政治”面向，我们对电影的讨论都只能得出不完整的答案。事实上，与“政治正确”有关的指控，恰恰反映了电影的价值不可能只在于单纯的艺术价值。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奥斯卡的种族议题出发，讨论三个问题：种族歧视真的和电影质量无关吗？强调多元性就意味着奥斯卡在迷失方向吗？当我们指责奥斯卡的“政治正确”时，我们究竟在指责什么？
种族歧视真的和电影质量无关吗？
2015年，黑人活动家April Reign在看到奥斯卡提名名单都是白人后，首次在社交网络上发起了#Oscarssowhite标签。次年，许多媒体在奥斯卡提名名单公布后不久再次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好莱坞报道》发现，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是1998年以来的第二次20位表演类奖项候选人均为白人的情况。随着媒体曝光，#Oscarssowhite的标签再度在社交网络上流行开来，令奥斯卡陷入了严重的声誉危机。
天下苦奥斯卡白人至上主义久矣。在9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历史中，首位获得小金人的黑人是海蒂·麦克丹尼尔斯（Hattie Mcdaniel），她凭借《乱世佳人》的奶妈一角于1941年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发表完获奖感言后，这位荣耀加身的黑人女演员只能穿过宽阔的宴会大厅，坐回到距离舞台最远的黑人专座，与《乱世佳人》的其他白人剧组成员隔离开来。下一次黑人获奖是24年后的事了，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因主演《原野百合花》获得了第3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又过了27年，最佳女配角奖才再次落到黑人女星的手中——《人鬼情未了》的乌比·戈德堡（Whoopi Goldberg）。
奥斯卡的种族主义问题有多严重？Vennage首席数据科学家兼联合创始人Eugene Woo于2017年撰文给出的回答是，这个问题的的严重程度比我们预想得还要高。从1980年到2015年期间奥斯卡表演类奖项的分配情况来看，白人男演员获奖比例达84%，黑人男演员为10%，西裔和亚裔男演员各为3%；白人女演员获奖比例达89%，黑人女演员为9%，西裔女演员为3%。奥斯卡的奖项分配情况完全不能反映美国的人口比例情况，在这一方面，西裔演员的情况甚至比黑人演员更糟糕——尽管西裔占美国人口的16%，但只有3%的奥斯卡获奖者是西裔。
即使有色人种演员在奥斯卡影片中崭露头角，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为了迎合（白人）主流观众对他们从属的种族的某种刻板印象，并在电影中一遍遍视觉强化这些“固定人设”。例如麦克丹尼尔斯获奖的“奶妈”角色就是一个标准的刻板印象角色，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者W. Burlette Carter在发表于2011年的论文《发现奥斯卡》中写
到，“受人尊敬的黑人女性必须服侍白人家庭，很少提及自己的家庭背景，通常树立成一个无性欲的、不吸引人的、身材丰满的人设。”类似的固定人设还有很多，比如帮助白人主角走出困境的“魔法黑人”（Magical Negro）、勾引人堕落的“放荡女”（jezebel or Sexpot）、危险邪恶的“恶棍”（thug）、咋咋呼呼大大咧咧的“夸张女”（Sapphire）、热情似火的“拉丁情人”（Latin Lover）、白人主角的“死党”（best Friend）或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
在好莱坞的早期电影中，有色人种演员的人设化情况非常严重，比如，麦克丹尼尔斯在获奖后，又陆续在许多其他电影里演绎了奶妈类型的角色。Woo在梳理1980年到2015年期间获得奥斯卡表演类奖项的非白人角色时发现，种族刻板印象仍然是主流（55%），只有1/4的角色不属于任何种族刻板印象。更具体而言，“奴隶/奶妈”（如《为奴十二年》中饰演黑人女奴帕特茜的露皮塔·尼永奥）、“夸张女/放荡女”（如《午夜巴塞罗那》中饰演玛利亚的佩内洛普·克鲁兹）、“魔法黑人”（如《百万美元宝贝》中饰演拳击教练斯凯普的摩根·弗里曼）、“恶棍”（如《老无所依》中饰演冷血杀手Chigurh的哈维尔·巴登），依然是奥斯卡影片中最常见的种族固定人设。
当有色人种演员被限制在种种刻板印象中，并只能凭借这些角色获得奖赏时，种族与固定人设的偏见也在一遍遍被固化，这种影响会在不知不觉间漫出银屏，模糊影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野。在观看奥斯卡影片时，观众一遍遍地被告知，黑人/西裔/亚裔演员之所以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这些角色体现的就是他们所从属的种族的真实生活，然而，这种带有种族滤镜的审视过滤掉了许多生活的真相：平凡和伟大，喜悦与哀伤，高贵与卑劣——人性的至高处和至低处从来不会因为种族不同而不同。如果说电影的存在意义是展示人生的各种可能性，那么在刻板印象的束缚下，非白人演员只能扮演某种为特定剧情服务的工具性角色。这不仅是对少数族群演员的不公，也是对电影艺术性的一种伤害。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拉米·马雷克手握小金人发表获奖感言时为什么会这么说了：“由于我的成长环境，我从没想过自己能演《黑客军团》的主角，因为我从没想过有哪个主演长我这样，我更没想到自己能演弗雷迪·莫库里。”作为一位父母都来自埃及的演员，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扮演中东背景夹杂刻板印象的角色，比如《博物馆奇妙夜》系列中的埃及法老，或者美剧《24小时：救赎》中的自杀炸弹恐怖袭击分子。如果他一直在此类角色中打转，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发现这个演技炸裂的“宝藏男孩”了。
一组更揭露本质的数据来自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的获奖情况。Woo发现，这两个奖项93%的获奖者是白人，6%是黑人，1%是亚裔，西裔和原住民演员至今还未能在此奖项中有所斩获。从1980年到2015年，只有5位有色人种演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少数族裔，获奖的重要前提是你要扮演一个历史名人。在这5位获奖者中，有3位扮演了历史名人：《末代独裁》中的乌干达总统艾迪·艾明（福利斯特·惠特克饰）、《灵魂歌王》中的美国灵魂乐歌手雷·查尔斯（杰米·福克斯饰）、《甘地传》中的圣雄甘地（本·金斯利饰）。今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表彰的也是一个少数族裔名人角色（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库里）。顺便说一句，这几位历史名人都是男性。
《好莱坞报道》记者Marc Bernardin吐槽得好： “当下由少数族裔饰演主角的冲奥电影，几乎都是关于那些少数族裔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的。”也就是说，只有少数族裔中知名人士的生活是值得被言说、被影史铭记的，与此同时，白人演员却有着广泛的空间演绎任何形态的人生，甚至是独自一人与熊搏斗也能令观众为其演技和绝境下的人性抉择惊叹（没错，说的就是《荒野猎人》）。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那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有其特殊价值，毕竟真实人物的故事往往更能在第一时间引起观众的兴趣，但当我们只关注这些题材的少数族裔主演电影时，我们对电影艺术性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本就缺乏了解的少数族裔人生——也就不可避免变得目光短浅、思维狭隘起来。
强调多元性就意味着奥斯卡迷失了方向吗？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问题阻碍了少数群体的发声。2016年，斯派克·李在宣布拒绝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后接受《早安美国》的采访，谈到了电影工业更加不为人知的系统性缺乏多元性的现状：“我们不在做决策的房间里。当高管们开季度会议的时候，当他们阅读剧本，决定做什么电影不做什么电影的时候，我们不在那里。”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布的《2015好莱坞多元性报告》，好莱坞各大电影制作公司高管层中92%是白人，83%是男性；在电影制作组层面该比例分别为96%和61%。在6000余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下称AMPAS）成员中，94%是白人，100%是男性——正是他们，决定了哪些剧本能够被投入制作、哪些演员能够获得角色、哪些电影能够冲奥成功。在如此单调的种族、性别和文化背景下，很难相信美国电影行业不存在偏见。
面对着愈演愈烈的社会压力，AMPAS率先做出改变。就在《月光男孩》击败《爱乐之城》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2017年，AMPAS吸纳了近800名新会员，其中39%为女性，30%为少数族裔。同年，哈维·韦恩斯坦因性侵指控被驱逐出AMPAS。2018年6月，AMPAS吸
纳了928名新会员（49%为女性，38%为少数族裔），再次提高了会员的整体多样性：少数族裔比例从15%提升到16%，女性比例从28%提升到31%。诸多评论认为，奥斯卡评委背景的改变对于奥斯卡的走向有重大影响。
从一开始，奥斯卡看的就不单单只是艺术审美，也是价值取向。《虹膜》电影杂志主编magasa认为，奥斯卡“代表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电影国家所输出的一种品位典范，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影响着人们拍什么电影，看什么电影”。当这个电影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颁发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奖，它既是电影行业的风向标，也是美国价值观的集中展示。《好奇心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奥斯卡一方面要承担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一方面也寄托了人们对电影美学的理解。曾经的AMPAS由位高权重的白人男性掌控，对什么电影值得获奖有单一的阐释权；但当评委的单一性被打破，奥斯卡的审美也势必会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在一些人眼中，这是种族包容和文化多元性的进步，但在另一些人眼中，这就是奥斯卡在“迷失方向”。
如果我们承认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诉求是奥斯卡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奥斯卡评委的构成比例正在向美国人口的构成比例靠近（尽管速度缓慢）时，我们便也得承认，所谓的奥斯卡“政治正确”，不是为了安抚吵吵嚷嚷的平权分子而屈尊降贵地摆姿态，而是因为，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了声势越来越浩大的主流价值观——这正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phen Pinker）在新作《当下的启蒙》中提出的观点。平克援引诸多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虽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恐同情绪仍然存在且近年来似乎有抬头趋势，但进步主义在过去数十年中也绝非毫无建树。
2019年1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一项关于美国人对种族、性别和性的观念变迁的调查显示，在过去1/4个世纪里，美国人在这些方面的态度经历了“彻底性的改变”：不认同“白人和黑人可以相互约会”、认同“女性应当回归传统的社会角色”、认同“学校董事会应当拥有开除同性恋倾向的老师的权力”的人口比例，均已跌落至30%以下。另一项基于谷歌搜索数据的调查则发现，美国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玩笑的相关网络搜索量在不断减少，即使是在特朗普参加总统大选屡屡“口出狂言”的2015年和2016年，这一趋势也没有发生改变。该调查进一步发现，搜索“黑鬼”之类的种族主义贬义词的用户多为中老年人，从侧面反映了种族偏见正在随着人口代际变迁而减少。从世界价值观
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总体呈现出越是年青一代越是自由开明的态势，更重要的是，受到开明思想熏陶的年轻人不会在年岁渐长的过程中回归保守。进步的曲线在可见的未来将一直向上走去。
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平权运动带来的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从1960年的55%下降到了2011年的27.6%，人均寿命从1900年的33岁提高到了2015年的75.6岁（与白人的差距缩短到三年以内），文盲率从1900年的45%降至目前的接近于零。另外，FBI的数据显示，1996年至2015年期间，针对各个种族的仇恨犯罪率——除了由恐怖袭击和整体犯罪率提高引起的增幅外——总体上保持着下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进步不止在美国发生。全球各地的种族和民族偏见都在不断减少：1950年，全球几乎半数国家有针对民族或少数族裔的歧视性法律，到了2003年，只有不到1/5的国家还保留了类似法律。
“没有哪种进步是人类必需的，但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恐同情绪对人类历史造成的危害已然到了亟待改变的地步，”平克写道，“推动平权运动前进的动力似乎是现代化的浪潮。在国际化的社会里，人们在生活中摩肩接踵，在生意上频繁往来，最终会发现自己和各色各样的人坐在同一条船上，这让他们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一样的道理，随着人们不得不以公正开明的友好方式，而不是用处于本能、宗教或者历史渊源的敌对立场与别人相处，任何为偏见和歧视辩护的声音都将在严格的社会审查中被粉碎。”
西方国家价值观正在稳扎稳打走向更开明、更自由的方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奥斯卡的品位势必也正在相应地做出改变。这种现实趋势或许才是右翼保守分子气急败坏的原因。那么，“政治正确”到底是谁的政治正确？到底是在反对什么、支持什么？
指责奥斯卡“政治正确”时，我们指责的是什么？
影评人批评奥斯卡“政治正确”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政治正确”附带的种种条条框框将限制电影的创作自由，导致影片内容“平庸化”。但这种说法其实是忽略了好莱坞电影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的原因。作为一个志在全球市场的电影商业体系，好莱坞电影一方面以美国式价值观为特色——美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非常适合大屏幕与全球观众；另一方面，为了迎合全球观众，好莱坞电影也必须越来越普世化。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创造性破坏》一书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整个世界，或甚至仅仅5000万全球消费者，是很少有意见一致之处的，更大的普世性意味着电影所涉及的是人类的一般特征，但它也可能造成平淡乏味和公式化的处理方法。”
也因为如此，“政治正确”也一直是奥斯卡的自我定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指出，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好莱坞电影必须始终小心翼翼地规避明显歧视的表述，作为好莱坞电影的风向标，奥斯卡也很少会青睐明显政治不正确的影片。而今，“政治正确”的边界又在向外拓展——对少数族裔、女性、LGBT等弱势群体的关照——对于部分心态保守的人来说，这之所以是个令人跳脚的糟糕现象，殊不知这只是他们还没有习惯，或拒绝接受这种“新常态”罢了。
但这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批评奥斯卡的“政治正确”。不过这种批评不是建立在为了避免“猎巫”或“寒蝉效应”而彻底推翻政治正确对电影整个工业链条的统摄上，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去看电影是否真实反映了复杂的人性和多元的经验，是否揭示了主流观点未能顾及之处的社会真相，是否启迪了我们对现实生活和人类生存困境的多重思考。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年的奥斯卡还不够“政治正确”。许多批评者认为，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绿皮书》本应在探索美国种族主义和种族关系的复杂性上走得更远，然而这部影片最终呈现的故事却是——温和地说是将历史事实简单化了（特别是对黑人钢琴家唐·雪莉的呈现并不真实），严重来说是又祭出了“白人拯救者”（white savior）的套路叙事——白人司机在和黑人雇主的朝夕相处中放下偏见，达成种族和解。在这部影片里，主角依然是个白人，种族歧视的顽固和微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忽视了。
所以，当我们指责奥斯卡电影的“政治正确”时，我们更应该指向的，是这种对社会现实浮皮潦草的呈现，用强行合家欢的方式遮蔽现实矛盾和问题根源。事实上，这的确是近年来奥斯卡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戴锦华在点评2018年奥斯卡时指出，入围奥斯卡的影片实际上并没有直面反映当下最尖锐、最紧迫的社会议题，而是在昔日尖锐、但今日已经“无害”的社会议题上打转。在她看来，如果说奥斯卡及好莱坞在“迷失方向”的话，那正是因为它还没有找到它和当下社会现实的关系：
“因为今天美国社会的重要现实是白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是拉丁裔移民、亚裔移民及主要来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所面临的新的歧视和迫害。今天，美国黑人故事，事实上结构性的占据了五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印第安人的位置。即，曾经，讲述印第安人故事是为了遮蔽美国社会深刻的种族歧视和美国黑人的悲惨命运。而今天，黑人的、同性恋者故事开始走上前台，用以屏显进步，那么这张屏又遮蔽了怎样的故事？——非法移民、拉丁裔移民、亚裔移民或者“美国后院的第三世界”？在这个特朗普倡导甚或执行美西隔离墙之时代，好莱坞也正在重新寻找它的全球策略与政治正确之路。”
至于对奥斯卡“政治正确”嗤之以鼻乃至破口大骂的部分国人，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要求我们厘清背后的成因：他们指责的“政治正确”，究竟是出于对电影先锋性或审美价值的真诚捍卫，还是出于对弱势群体企图打破现行秩序的恐慌？如果是后者，这种自动将自我代入权力上位者的心态是否在扼杀我们的同理心，在社会进步面前竖起犬儒主义的藩篱？正如微博网友“灵魂画手白闲”所说：“正常的政治正确是‘倾向相对少数和弱势的群体’，中式的政治正确则是‘维护最强大到可以碾压所有其他群体加起来的利维坦，容不得它受半点委屈’。”
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丛林社会，弱者的言说往往被污蔑成“你弱你有理”式的强词夺理和经过伪装的巧取豪夺，慕强心态背后躲藏着的却是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尊严被剥夺感。或许我们应时刻谨记村上春树那个关于“高墙与鸡蛋”的隐喻。2009年，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
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地聚拢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