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官场上“乡谊结党”的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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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任人唯乡”晚清的曾国藩是近代官­场以“乡谊结党”的典型。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他任用的湘军将领,主要是湘籍人。 据史学家罗尔纲考证, 在可考的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人,占 83% ,其他省的人,仅占 17%。 由此可见,“任人唯乡”是曾国藩任用将领的主­要方针。

湘军将领主要用湖南籍­人, 范围尚比较宽, 而曾国藩组建湘军水师­时所任用的水手, 则全是他的湘乡籍小同­乡,范围很窄。

为什么有如此做法? 曾国藩解释说,水手“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他认为同县人之间最容­易结伙抱团, 形成利害一致的团体。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全用湘乡籍水手,便于他控制。

蒋介石的统驭术到了民­国时代,以“乡谊结党”的风气更盛。 大小军阀、官僚,大都深谙此中妙道,靠着拉拢、广结同乡,织起了一张张结党营私­的关系网。

蒋介石之所以能控制国­民党,控制“国军”,控制军统,在相当程度上是靠以“乡谊结党”的手段。 人们多知道黄埔军人是­他的嫡系,实际上,同乡官

在 旧 时代,以乡谊结成朋党、帮伙等,是一种官 场常态,是封建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 在官场上的反映。

僚可谓他的另一个嫡系。 蒋介石是浙江人,他便大力培植浙江籍亲­信,重用浙江籍人员,整个蒋家王朝,可以说大半是浙江籍官­僚的天下。

蒋氏亲信、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贺衷寒, 曾对蒋的这种手段有过­颇为中肯的分析: 蒋先生的统驭术绝顶高­明, 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这三个命根子都有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 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 宋子文和陈立夫、 陈果夫兄弟。 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全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

贺衷寒提到的那些蒋氏­亲信,也个个都是擅长以“乡谊结党”的人。 比如戴笠是浙江江山县­人, 在军统便猛用江山人。军统局里,他提拔的江山籍 将级军官多达 人, 比较著名的有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等。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也是江山县人。地域派系观念产生了极­坏影响

这种以“乡谊结党”的用人原则,其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来看, 曾国藩建立湘系,客观上形成了只知有大­帅、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恩主、不知有民族的风气,一言以蔽之,即军队私有化,这实际上开启了中国 20 世纪头

年四分五裂的肇端,为后来的北洋军阀及地­方军阀分裂中国埋下了­祸根。

至于蒋家王朝, 其狭隘的以地域用人的­做法, 显然也是其腐败乃至崩­溃的重要原因。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屡屡出现见­死不救、 坐视友军被歼灭的现象, 往往都是源于这种狭隘­的地域派系观念。

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个危害了。 所谓“君子不党”,就是说光明正大的君子­之人, 是不屑于加入到什么小­圈子中的。 走到 21 世纪的人们, 对于以乡谊结乡党这种­陈腐观念是不是该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呢? (摘自《同舟共进》 李乔/文)

北宋末年,苏州建了个居养院。 在南宋淳熙五年 年该居养院重建,规模宏大,有房子 300 多间, 有官民捐献的田地 1660 亩,募民耕种,每年可得租米 700 多石。 院旁建有 3 个粮仓,开凿了 3 口水井,还有厨房、果蔬园圃。 生活在那里的孤寡老头­和孤儿, 吃喝拉撒睡不愁,挺幸福。 福利院放在现代并不新­鲜,但在当时,世界上唯独中国有,很牛。 而这个事与蔡京有关。

蔡京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三个系­统: 一为居养院, 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 二是安济坊,是福利医院,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即福利公墓。 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 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 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

为推行这一民生举措, 蔡京连下命令,雷厉风行,各级救济机构迅速得以­设立。 崇宁五年,蔡京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被罢相,转任闲职,保守派迅速全面反击, 连同蔡京推行的民生新­政也受到拖累, 社会救济机构的扩张受­到挫折。 大观元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再次回到权力中心, 社会救济机构进入改进­和完善时期。 期间为加强对机构的管­理,政府还特别在居养院和­安济坊各派驻军典 (负责处理文书与账务的­官吏)一名。 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再度罢为中太亿宫­使, 离开权力中心, 旧党再度回潮, 蔡京力推的社会救济也­因此又一次废弛。 政和二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在其心腹帮助下,重新恢复居养、安济等法。 宣和二年,蔡京彻底告别权力中心,社会救济制度很快被破­坏。 一直到南宋王朝建立,才逐渐恢复。

史上的蔡京,是个能臣,其行政手腕和经济改革(比如茶、盐、酒等专卖改革和钱法改­革)手段,成效超过王安石。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大坏­蛋、大奸臣,蔡京当然不是什么好鸟。 但社会救济非私惠、 小慈可比, 我们不能 “因人废法”。 蔡京要是能穿越到现代,看见处处福利院、 留守儿童活动中心、 医保局,我相信他会老心大慰。

(摘自《滨海时报》 黄亚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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