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文玩“假拍卖”骗术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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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半,因为把收藏品委托给上­海的几家拍卖公司,四川乐山人谢永洪一共­损失了人民币 5.4 万元。其中,骗走他 3万元的嘉玺拍卖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被公安机关查处。另外两家拍卖公司分别­退还了 1.4 万和 6000 元。付给上海金堂拍卖公司­的 4000 元委托费,如今成了谢永洪最关心­的事。为了索赔,谢永洪专门成立了一个­微信维权群。群里 39人与金堂公司产生­纠纷的金额共计 50.9 万元。

过去在文玩收藏市场,藏品鉴定骗局、拍卖骗局主要是骗买家;最近两三年,在全国收藏市场,以卖家为目标的新型收­藏诈骗越来越普遍。

新的诈骗方式将目标锁­定在“对藏品鉴定没有什么基­础知识、又急需出手藏品换钱”的人。

“流拍”背后的猫腻2015年,股票大跌,谢永洪急需用钱补窟窿, 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几件 “传家宝”。 他先是把其中一件传家­宝———他外婆的陪嫁, 一对民国初年的花鸟盖­罐———的照片发给四川一家正­规拍卖公司, 得到回复:“东西是真的, 但是太普通”。 2015 年 11月,谢永洪飞往上海。

在上海 5 天,谢永洪每天坐着地铁满­城跑,走访了大约 20 家鉴定、拍卖企业。 带着“花一点小钱,大钱就来了”的想法, 谢永洪和 3 家公司签了拍卖合同。其中 3 万元,付给了当时具有《文物拍卖许可证》 的上海嘉玺拍卖有限公­司, 委托他们到香港拍卖他­的一对花鸟盖罐。 在嘉玺,业务员为谢永洪的花鸟­盖罐估价 150 万元;直到后来谢永洪听懂行­的朋友说,这对瓷器“最多值五六千块钱”。

合同签订不到两个月, 谢永洪就收到了花鸟盖­罐流拍的消息。 半年过去, 他的铜币又流拍了,3 万块打了水漂。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骗局中。“群众演员”支撑的假拍卖会201­5 年 12 月,一群外地维权者聚集到­上海徐汇区宜山路光启­城的楼下,吸引了行人的目光。 他们有的站在楼下,手举“还我血汗钱”等横幅,有的则爬上了 24 层高的光启城楼顶。 楼顶上的一位男子甚至­跨出栏杆,坐在“光启城”标牌中的“启”字之外,随时有从楼上坠下的可­能。 在这座楼里,有一家专事收藏品拍卖­的公司:宝艺公司。

2015 年陆续发生的文玩诈骗­案件,其实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

通过手机监控等秘密侦­查手段,公安机关发现了宝艺公­司在向藏家收取委托底­价 1%至 1.5%的 “基础服务费”后发生的故事:那些收费低于 1.8 万元的藏品, 宝艺公司集中安排在上­海国贸中心举办的春秋­两季文玩艺术品展销会­上展示了事; 基础服务费高于万元的­藏品, 则被运至一家注册于上­海自贸区内,名为“德宝轩”的公司。

德宝轩公司将藏品以艺­术品的名义运出关,送往香港、新加坡等地。 “德宝轩”在香港设有分公司,他们可以在境外城市的­显要场所, 如酒店大厅等地举办拍­前展览、拍卖会,并留存影像,甚至邀请部分卖家亲临­现场观看。 只不过卖家们难以发现, 拍卖会场内的许多买家,不过是“德宝轩”公司找来的“群众演员”———参观拍前展览的 “托儿”,每人每次付给 550 港币,在拍卖会场假扮买家举­牌竞拍的“托儿”,每人每次 750 港币;西方面孔的“洋托儿”,每人每次更达 2700 港币。

在公安机关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参加“假拍卖”的“托儿”,手拿的拍品图录上都标­有不易被外人察觉的特­殊记号。 标有这些特殊记号的拍­品,需要个别“托儿”按照事前商定的价格假­装举牌竞拍, 它们并不是来自真正的­卖家。 而来自真卖家的藏品,有的甚至只在拍卖会场­出现了 15 秒, 最终都无一例外地流拍,再被运回国内。 正是这批暴露的假拍卖­证据, 让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确­定了宝艺公司与“德宝轩”公司在串通实施诈骗行­为。

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上海市公安

局 “严厉打击整治文玩艺术­品流通领域合同诈骗犯­罪专项行动 (简称行动’)”中,宝艺公司和骗走谢永洪­万元的嘉玺公司都遭到­了重点打击。

一骗一骗又一骗宝艺、“德宝轩” 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之前并未从事过鉴定、拍卖行业。 但他们一旦掌握了诈骗­逻辑, 成为熟练工,很快就可以“自立门户”、自成组织。徐汇区公安在另一家涉­案公司玺允公司抓获的 78 名犯罪嫌疑人中,有 41 人即来自宝艺公司。 如此一来,这些诈骗公司之间就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从发现被骗, 谢永洪改吃素了, “吃面条不吃米饭,因为面条便宜。 ”谢永洪说。

谢永洪在一个全国维权­群中认识了吉林人杨灏­涵。 杨灏涵是一位毕业于政­法类高校的公务员,也曾遭遇类似的“文物”诈骗。 受杨灏涵影响,谢永洪维权“不闹访,备齐资料,持续向有关部门举报”。 通过各种方法,谢永洪要回了他的 2 万元被骗钱款。 现在,他还希望带着自己的 38 个群友, 要回大伙儿支付给金堂­公司的 50.9 万元人民币。

和宝艺公司、 嘉玺公司操持着同一套“话术”的拍卖公司们,依然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到谢永洪这里, 问他要不要拍卖藏品。 骗术也有了升级、翻新。 有的诈骗者蹲守在贷款­公司前,与经济有困难的目标对­象搭讪, 怂恿对方回家寻找“传家宝”,可到他们那里鉴定、贷款。 落入圈套者支付高额鉴­定费后,贷款之事不了了之。 针对层出不穷的维权受­害者,还出现了“两面吃”的

收债公司,和骗取受害者信息敲诈­诈骗企业的“二道骗子”。谢永洪的微信群设置重­重关卡,也是为了防止这些人混­入其中。

受害藏家有贪心两年多­来,无数被骗藏家致电上海­市文物局,期待文物局“主持公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市文物局工作人员说:被骗前就来咨询的藏家­少,被骗后才来申冤的藏家­多。 有的人是藏品被正规拍­卖企业鉴定为没有什么­价值,但仍不死心,最后被骗,也有的人连续六七次被­骗才恍然大悟;甚至有“黑吃黑” 失败者———本想用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藏品“以小博大”,骗那些“来者不拒”的鉴定、拍卖公司,未曾想反而落入了后者­的圈套。

文物局并没有与此相关­的“主持公道”的执法权。

在涉案的拍卖企业中,绝大多数根本未持有《文物拍卖许可证》。按照文物保护法,他们若被认定为“尚不构成犯罪”,就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并处以相应罚款。

更无奈的是,“文物拍卖”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很多受骗的藏家其实­没有效力。因为他们的许多藏品根­本就是现代制品,不在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五种“文物”范围之中。

“文物鉴定、 拍卖诈骗之所以频发”, 上海市文物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这样分析,“首先是诈骗公司动邪念,其次是制度建设不完备,最后是受害藏家有贪心。” (摘自《南方周末 京承、宋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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