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lected Literary Writings

谁是你的“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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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大约 11 岁, 个子长得很高,是学校大队委员。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声小­合唱,一位长辫子音乐老师亲­任指挥。 我很荣幸被选中。 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 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不知是谁。 现在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现在,我把你除名了!”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唱得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三天后, 我正在操场上练球, 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 吁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走到音乐教室,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 “你小小年纪, 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地就弓了身子­塌了腰。 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 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细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她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我的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 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淑敏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

在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 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 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 我不但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我也是能躲就躲, 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 有时在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 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孔,一阵战栗滚过心头。 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

的“重要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女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糊的青烟。我们的某些性格和反应­模式, 由于这些“重要他人”的影响,而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童年的记忆无法改写,但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却可以循着“重要他人”这条缆绳重新梳理, 重新审视我们的规则和­模式。 如果它是合理的,就把它变成金色的风帆,成为理智的一部分;如果它是晦暗的荆棘, 就用成年人有力的双手­把它粉碎。

当我把这一切想清楚之­后,好像有热风从脚底升起,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我咽喉处的­冰霜噼噼啪啪地裂开了。 一个轻松畅快的我,从符咒之下解放了出来。 从那一天开始,我可以唱歌了,也可以面对众人讲话而­不胆战心惊了。 从那一天开始,我宽恕了我的长辫子老­师,并把这段经历讲给其他­老师听,希望他们谨慎小心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

(摘自《幸福的七种颜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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