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内文书》:日本崇拜中国的最后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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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大河内文书》《大河内文书》原件现存种 卷 76 册,因由日本人大河内辉声保管并整理而得名。 该文书是 1875 年至 1882

《日本年间中日朝三国文人的笔谈记录,参加笔谈的中国人既有黄遵宪、黎庶昌、 何如璋等驻日外交官, 也有罗雪谷、王治本等民间文人,内容涉及政治、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真实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三国文人友好交流的历史, 是研究近代史、东亚文化史的第一手资料,价值不菲。日本对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在日本的现存晚清笔谈文献中,“宫岛文书”与《大河内文书》堪称双璧,但前者多集中在与黎庶昌等驻日外交官的对话,有时抱有刺探情报的目的,而《大河内文书》 的主事者乃一介被褫夺政治权力、早已被边缘化的旧藩主。 他热衷于笔谈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为了中日友好。明治维新后, 日本虽然在政治上与清朝渐行渐远, 但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中国文化的拥趸, 大河内辉声就是其中典型一 员。 他与中国人过往密迩,热心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甚 至 爱 屋 及乌,连小孩、侍从、门房、店员等,不分长幼贵贱饶有兴趣地与之对话。 难怪一直主张中日友好的实藤惠秀,在《大河内文书》付梓前,禁不住在扉页上写下了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这是明治时代日本人与中国人不断进行笔谈的珍贵记录。 论文、作诗、问俗、话风流,这是中国崇拜的最后写照,蕴含着日中友好的诸多问题。

正因如此,“整个笔谈, 内容五花八门,上至天文地理、人文历史、博物医学、古典章句,下至两国间的名山大川、风情民物、民间习俗、贩夫走卒用语、扇页的题字和漫画等几乎无所不包”,“且因彼此关系亲密无间,语言上不见什么客套和外交辞令,十分亲昵,身边的琐事,特别是涉及男女之私,向为中国士大夫们所讳,但在笔谈中却从不掩饰”。由此构成了《大河内文书》内容广泛性的特点。

《大河内文书》除了一般笔谈数据的共性外,还具有自己的个性。一是时间长,频度高。 共记录 667 次笔谈(含信函),持续时间 6 年 1 个月零 3 天。它们宛如录音机,原生态地记录下交谈内容,又如智能手机,精准地记录下每天的行踪。

二是参加人数多。 据统计,在 6 年的笔谈交流中,中日朝共有 人参加(不包含出席, 但未参加笔谈者), 其中中国

人,日本 69 人,朝鲜半岛 5 人。 中方参加者主要有首届驻日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如罗雪谷为《罗源帖》主角,画家,尤其擅长指头画, 是晚清较早赴日的文人之一, 也是明治初期较为著名的中国画家之一。日方参加者可分为三类:汉学家、江户时代旧臣和其他。 这些人皆为一时之选,或汉学爱好者,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前朝旧臣。 其他还包括僧人、 汉方医、报界人士、艺术家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围绕在中国驻日公使馆身边的士人, 构成了明治年间中国外交官和寓日民间文人在日活动的主要社交关系网, 他们就像蜡像馆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据“澎湃新闻”公众号)

年,沈尹默应邀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教授诗歌词赋 年,其间为北京大学、 孔德学校、中法大学校门等处题匾,我家保存的一些老照片中隐约可以见到其题写的沙滩红楼的“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 景山东街的“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北河沿的“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 孔德前巷的“北京孔德学校”、中法大学“默德克学院”等处的校牌。

北京景山公园崇祯自缢处有 “明思宗殉国处”石碑,现今到北京景山的游客,仍可看到沈尹默书写的石碑,那是“文革”后恢复整修的。 沈尹默题写此碑文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 其中的“明”采用古体字,左边偏旁用目,以表示目中无日,蔑视日本帝国主义。 为此,石碑被敌寇扳倒, 后又被截为两段做了井盖, 细心的游客今天在修复的碑上可以看到明显裂纹。《中国政协报》 沈长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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