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租约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

智囊们的计策英国方面是从 1978 年下半年开始准备就香港九七前途问题与中国方面进行外交交涉的。 1979 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港督麦理浩访京的安排。

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 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租期问题， 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 1997 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 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 “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 1997 年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

香港总督的“急迫问题” 1979 年 3 月 24 日, 麦理浩离开香港,当日抵达广州。 他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位正式来访的香港总督。 3 月 26 日傍晚,麦理浩一行乘坐中方安排的飞机离开广州,直飞北京。月 29 日上午,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麦理浩一行,李强和廖承志也在场陪同。

出乎麦理浩意料的是,寒暄之后,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谈起了中国政府对香 港问题的态度。 他说:“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 到 1997 年还有 18 年,18年时间并不长。 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看到邓小平谈兴正浓,麦理浩终于耐不住心头的躁动: “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 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 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 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 现在申请人每年多到上万,每月至少也有成百人。 我们颁布的契约都必须写明有效期限是 1997 年 6 月以前。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 我也在考虑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个办法必须同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不发生矛盾。 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 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然有效。 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 年,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

邓小平用略显诧异的目光瞥了一眼麦理浩, 便毫不犹豫地说:“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邓小平告诫麦理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 1997 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 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

一阵难堪的沉寂之后,麦理浩轻咳了一声:“1997 年的逼近,使英国只能批出日益缩短的土地契约,‘新界’的投资者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麦理浩并不死心,继续提出英国的方案。 他说,虽然邓副总理的保证值得欢迎,但这并没有解除人们由于土地租期日益缩短而

产生的忧虑,要消除这种忧虑，就得消除 这个截止期限。

面对港督的再次挑战，邓小平作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字斟句酌的回答。 他说:“我可以明确地说, 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就是到 1997 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 因为到 1997 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 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

邓小平希望麦理浩鼓励香港的商人到中国内地投资,特别是要帮助即将成为经济特区的深圳的发展, “深圳和香港将有很多的交流”。

麦理浩问邓小平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界”是否会消失,邓小平回答说: “不会, 深圳和资本主义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边界。但香港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并存至下一个世纪。”

（本版稿件综合 《纵横》、《环球时报》、《中华儿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