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民：中国曾经像另一个星球

64 岁的傅立民曾出任美国驻中国使馆副馆长、美国驻沙特大使，又成为克林顿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 傅立民在 28 岁那年幸运地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亲历者， 又在其后三十余载目睹了中国的巨变……

中国之变跟随尼克松访华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大陆， 当时我担任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 我很好奇，那时候觉得中国真是很奇怪。 我知道中国人喜欢热闹，但是这里很安静； 中国人很喜欢看点什么，但是除了马列主义、《人民日报》，没什么好看的。 你看公共汽车里面，那些人站在那里，也不聊天，也不干什么。中国人喜欢吃小吃， 但也没有小吃；中国人喜欢彩色， 但是只看到蓝色和灰色；马路很宽，但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也没有电视，有也是很小的，节目都是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电影；市场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我当时看到的中国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是死板的，不是活跃的。 中国在世界上也非常孤立。

我那时候没有钱， 也没有时间，所以只在王府井一个老店买了顶帽子。 我也想买书， 但是那时中国没有书。 我在杭州买了一些样板戏的唱片。 在上海我想买一本 《毛主席语录》作纪念，但是售货员说因为有林彪的前言，不允许卖出去，所以已经绝版了，不愿意卖给我。 我说： “你不是很尊重毛主席吗？ 那你为什么不卖给我？”后来他们就把保留下来的一本卖给我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很简单。 我们住在北京饭店，黑鱼子酱是世界上最贵的食品， 在美国要卖 美元，当时在北京只卖 1 美元，因为它还是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签订《中苏贸易协定》时定的价格，所以我在北京饭店， 一直吃黑鱼子酱， 很奢侈。

记得有一回， 我从广州飞回北京，那时中国刚买了架波音 707。 我们的飞机忽然在安徽合肥机场降落，我问空中小姐为什么，她说驾驶员饿了，而合肥机场的面条是最好吃的……

那时坐飞机的人很少，都是高干或外国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我是驻中国使馆副馆长， 因为一个会议，我 到机场时已经晚了， 发现他们把我的座位给别人了。 飞机坐满了，告诉我不能上， 我说：“我明天跟邓小平有会议，必须得赶回去，你想个办法吧！ 我愿意坐在厕所里。”机场工作人员说：“那好吧，你坐厕所！”于是我就坐在飞机的厕所里回来了。 挺可爱的，是不是？ 有时我也很怀念那个时期， 有很多现在想起来很有趣的事情， 那时候的中国差不多是另一个星球。

1979 年， 我就预见中国可能发生巨变———那是在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当时我到北京，有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 看见有人推着车在卖面条，这是已经绝迹多年的东西。 我喜欢吃面条， 就买了一碗， 边吃边问他： “你是哪个公社的？” 他说：“我是个体户。”我没听说过这个词，他解释道：“我 自己就是公社。”我意识到这可是个重大变化，从此对中国相当乐观。

中美之交1974 年， 邓小平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他在纽约会见基辛格。 我还记得当时中国政府官员出访是没有外汇的，邓小平想给孙子买件礼物，可是兜里只有 10 美元。

邓小平和周恩来完全不一样，很直率，讲话也很尖锐。他有个特点：对复杂的问题，他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解释。

我记得 年我去北京见他，邓小平当时有个客人，跟他大讲苏联共产党的缺点。邓小平对那个人说：“我很早就当过总书记，因为我犯错误，我又被淘汰了，三次都是这样，你不用跟我谈这个，我都知道。”非常直接。

对于周恩来，我想引用前任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话———“这个人文化程度是很高的，我一辈子只认识了一个让我觉得有文化的人，就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讲话的方式、姿态，都是很文明的。 我觉得周恩来是好人，他的部下都爱护他、忠于他，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

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当时根本想象不到的。

中美建交是两国政治家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 但是双方都没想到，这会对中国未来的改变产生那么大的作用，中美两国的交往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