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

招待会上的解围年 10 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原因是，他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破例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方方面面的在日华人出席， 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华侨们都很高兴。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行动。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 两国各界代表近

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 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 接着，日本友好团体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 5 位有影响的代表人士讲话， 都是由我担任翻译。讲话过程中，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眼看任务即将顺利结束，我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 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上台后，木村一三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 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 大声高喊：“老周、老周！ 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喊声， 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 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 “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很不满意， 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 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 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注：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 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 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常常回想起这几句温暖人心的话。

一番伤心话在我的印象中， 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

一次，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 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工作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 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

这时， 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 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 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 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 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 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 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

实话实说， 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后来，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周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