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大战略：备战备荒为人民

周恩来概括成口号进入 年以后，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有了一些新的考虑。 当时，中国周边形势日趋严峻，他大大加强了对备战问题的考虑和重视，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

年 月 日，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 当余汇报到“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时，毛泽东指出， 必须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考虑。 他说：“我看五年搞 1080 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 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 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 1600 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 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 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 这是个原则问题。 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 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1964 年 6 月， 毛泽东主席视察全军大比武表演现场时察看 式半自动步枪。

月 23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 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最初的由来。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紧张备战毛泽东在第一位考虑老百姓的前提下，为何要把备战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 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战争阴云密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对此形势作出战略选择。

自 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中美、中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复 杂的变化。 不久，中苏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了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而愈加频繁的中苏边境事件， 则更加引发了中方的担忧，进而恶化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可是，纵然当时的中印、中苏关系已经陷入很困难的境地， 甚至在边界发生了局部军事冲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却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认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仍然是美国。 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扩大化，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直接促使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全面开展三线建设。

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 西南是第三线。 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 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大幕。 三线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全面推进三线建设， 国务院进行了明确分工： 三线建设新扩建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一、二线向三线地区迁移的重要工厂， 由国家建委负责；为三线建设提供原料、设备，由国家经委负责。 在此基础上，1964 年月， 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 负责从总体上组织、 统筹、督促、检查三线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随着调研、勘探、选址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三线建设的重点不断突出，分别包括：建设攀枝花、六盘水、酒泉三个钢铁工业基地； 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重点建设成昆、贵昆、川黔三条铁路线；建设三线动力系统等。在随后的 16 年中， 国家总计投入

亿元， 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 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 大漠荒原， 建起了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 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三线地区大范围、 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 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 三线建设强调对工业体系的投资，为后来西部地区的发展， 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自《党史博览》 吕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