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以下托育难题待解
我国婴幼儿入托率仅为托难”成家长心病
“早教托育市场是刚需, 这个市场有千亿元的规模。”一位不愿具名的早教机构高管对记者讲道。 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每年新生儿预计增长
万-500 万。 新生儿的增加使得早教和低龄托育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而供需矛盾日益凸显。
就在携程因虐童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同时,一篇署名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的文章 11 月 9 日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在文章中,梁建章提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父母即便是出高价,也很难找到接受未满 3 岁孩子的托儿服务。
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 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 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 0 岁到 岁幼儿家长的心病。
北京市民刘先生两年前就遭遇这样的困扰, 由于他的孩子是 11 月份出生,当年不满足三周岁才能上幼儿园的条件, 在找了几所公立幼儿园无望后,不得已刘先生把孩子放到了小区里的“家庭托儿所”,然而,上了不到 3 个月,该园因为没有相关资质而停办。“没办法,只好靠‘两边老人轮流值班、保姆随时更换、家里安装摄像头’等方式,熬到小孩 3 岁才上了幼儿园。”刘先生说。
入托难,已成为各地面临的共性问题。 据上海市妇联 2017 年初的调查,
海户籍家庭需要托育服务,上海有超过 10 万的 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而上海市集办系统与民办系统合计 子园虐童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所谓母子连心,任何一位家长都无法接伤害,让孩子安全、健康成长,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需求和希望。 在呼吁尽快填补讨论聚焦于其折射出的我国 3 岁以下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的现实。 记者调查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托育机构匮乏、标准制度缺失,监管不良”现状凸显。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么育,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万名。“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在一段时期里了托儿需求,使托儿所的消失暂时没有呈现出太大影响,但如今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家庭结构的改变,我国的托育难题急剧显现出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菊华说。
面对规模极其有限的托育市场,家长们的选择充满无奈。 多位家长反映,少数具有办学许可的民办托儿所,硬件一般,名额却长期供不应求;一些在工商部门以“教育咨询”名义注册的早教机构, 实际是违规从事婴幼儿日托服务,随时有关门风险;而家庭作坊式的托育点,卫生、消防等方面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威胁到孩子人身安全。
跑了半年办不下一个托儿所,托育市场“发育不良”
正是出于解决托儿难题的初衷,携程亲子园于 2016 年成立, 但梁建章一定没想到,自己公司开办的亲子园一下引爆了低龄托育市场积存已久的业务范畴定义、运营和监管问题。
据了解,目前早教机构中有同时接待幼儿及家长按课时进行教育的机构,有全日托管幼儿并进行早期教育的早教托育机构,也有只托不教的“低配版”托育机构。 年龄段不一,业务形态亦很模糊。 不少像携程亲子园一样的机构,虽名为亲子园,但实际却是接收低龄幼儿的托育场所。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托育市场整体面临机构数量不足、 服务管理缺失、政策支持不够等问题。
———公办缺位。在经济体制改革过
程中,大量事业单位办的福利性托儿所被裁减。随着二孩出生带来的学前教育资源紧张,很多地方公立幼儿园也陆续取消原本针对两三岁儿童的“托班”,公办托育服务进一步萎缩。
以上海为例,2015 年全市独立设置托儿所仅 35 所, 比 2011 年减少所; 在 0-3 岁 80 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
———民办缺“路”。上海一位退休幼儿园园长陆女士此前被某民办托育机构找来创办托班, 但过程却充满曲折。在向教育局申请行政许可未果后,她又陆续找了妇联、卫计委等部门,但均表示不归本部门管,半年过去,至今没有办成。“没有部门发证, 也没有部门监管。想办个托儿所最后不知道该找谁。”陆女士说。
据了解,我国托育市场目前尚无明确的审批和管理部门, 多地教育部门称, 学前教育从 3 岁开始,0-3 岁的托育不归其主管,早已停止发放托儿所牌照。 一些创办者由于拿不到教育许可,转而去工商部门以 “教育咨询机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把托班先开起来。 但工商部门又表示,教育咨询机构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 复杂的创办流程让民办机构望而却步。
———标准缺失。 由于缺乏准入、评定、考核等标准,市场上托育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托育点设置在居民区内,有的有个三居室的单元房就能开班,师资力量有的靠无保育资质的家政保姆。而如果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很难有企业点、社区点能够达标。 携程方面就曾表示,幼儿园对
班级规模、 占地标准等有很高要求,在商务楼办公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做到。
政府主导、民办同步,多管齐下促进托育市场发展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取得 “新进展”的 7 项民生要求,“幼有所育”排在首位。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幼托教育面临的供需矛盾相对更为突出。对此,专家建议,应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统筹整合管理机制,完善相关政策支持,构建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市场体系, 更好实现 “幼有所育”。
“近年来, 我国托育服务供给长期处于‘部门缺位、市场失灵、社会失职、家负全责’的失衡状态,当务之急是将托育服务上升为国家行为。”杨菊华建议,应将托育服务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具体负责职能部门,利用整合卫生计生、教育、民政、人社、税收、工商等部门资源,为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贵州省幼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剑辉建议,应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事业,在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将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 同时,出台婴幼儿托育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推动行业发展有章可循。
“应鼓励有资质的主体开办托儿所、托育中心、邻托服务等,对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在自有场地内建托育设施要给予政策支持。”广州市政协委员简瑞燕建议,降低准入门槛,公平对待并扶持民营托育机构。 (综合新华社讯、《人民日报》《北京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