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

今年 5 月，河南省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中心面向辖区居民颁布了一则红白喜事操办标准。 在这份红底黑字的公告中，第一条醒目地显示，订婚彩礼不准超过两万元， 索要彩礼过多者，交由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6 月 21 日，当地向记者回应称， 系语句表述不准确，缺乏法治思维，将修改完善。

这无疑是个典型的 “为你好”式规定： 其矛头对准的是民众痛点， 初衷是为了移风易俗。

时论台 矫正漫天要价式索要彩礼的弊习很有必要， 但初衷再好也得讲究方式和路径。涉事街道制定的婚丧嫁娶强制性操办标准，就没拿捏好尺度，尤其是 “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的规定，有用力过猛之嫌。

要彩礼过多属于陋习，贩卖人口则涉嫌犯罪，这两者虽然都备受诟病，却不是一回事。 将“陋俗”和“犯罪”混为一谈，无疑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其合法性和可操作性都存疑， 也容易带来 “管得过宽”和“滥刑”的问题。

本质上，彩礼这事仍处在私人事务和民风民俗的范畴，可以通过文明宣教因势利导，而不宜用行政之手强制设限。不管怎么说，“要彩 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 明显是矫枉过正，这样打着倡导文明旗号让公权力轻易越界的做法，看不出“文明”， 只暴露出法治素养的不足。

好在，面对公众的质疑，当地承认“缺乏法治思维”，对此标准也将“修改完善”。 作为距离民众最近的街道办，本应将依法行政的观念贯穿于方方面面，而一纸标准所暴露出的当地办事人员法治素养的不足，值得我们警醒。 未来当地能否真的“修改完善”，能否真正改变民众的观念，也将进一步考验其管理智慧。(摘自《都市资讯报》 6.26 仲鸣/文)

宋真宗时期， 鲁宗道任太子的老师，因其为人正直、责任感强而在朝中颇负盛名。

有一次,鲁宗道的同乡进京办事,顺道探访他。 鲁宗道深知这位同乡好酒,便带他去了附近的酒馆。 喝到一半时,管家气喘吁吁地来报说: “老爷,皇上有请,使者已经在家里等待了。”鲁宗道对同乡道明了歉意,随即回到家中。

前来的使者先前同鲁宗道在一起工作过,知道他正直谦厚,担心地对其妻说: “赶紧准备些解酒的汤汁,这样进宫实在不妥! ”他想到皇上知道鲁宗道因去外面喝酒而迟到一定会龙颜大怒,又关切地问鲁宗道说: “皇上如果责怪你迟到,我应该以什么借口来回话？”

不料鲁宗道却回答: “还请坦白告知,不要找借口。”使者十分惊讶。 鲁宗道解释道:“喝酒是人之常情,可是欺君便是杀头的大罪啊! ”使者回到宫中将此事告诉宋真宗,真宗果然不高兴了。

不一会儿, 鲁宗道也到了宫中。 真宗不悦地问道:“你为何私自去酒家喝酒？”鲁宗道连忙跪下请罪,说: “臣家境贫穷,没有饮酒的器具,今日有远道而来的乡亲,为了能好好招待, 便带他去了附近的酒馆。 臣穿了便服去的, 没人认出来。”

宋真宗听完笑着说: “你是朝廷的官员,恐怕会被御史弹劾。 ”鲁宗道诚恳地说:“我甘愿受罚, 还请皇上您不要生气。”真宗不再多言,将召见鲁宗道的公事说了一遍,命令他一定要办好, 继而说:“你回家等待惩罚去吧! ”

鲁宗道刚走,宋真宗便请人准备了一套珍藏的酒器,派人送到他的宅邸。 使者不明所以,皇上刚刚还很生气,说要处罚他,这会儿怎么又送酒器给他？ 真宗对使者说:“因为他遇事不找借口来躲避我的责怪,而是选择坦白。 这种态度正是朝中缺少的。”

借口是不堪一击的,它好比皇帝的新衣,只能自欺欺人,他人更多时候只是不愿戳穿, 而不是不知道。 只有坦言告知,敢于说真话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摘自 《生命时报》 张琼/文）藏经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