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发展为何在明朝戛然而止

古代中国的发明与创新据统计，公元 400—1000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450 美元，大约比西欧同期水平高出 1/3。凭借经济上的种种优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到公元 1300年，估计可达到 600 美元。 之后的500 年， 中国的人均收入停止了增长，但并没有下降。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高收入并不仅仅依靠庞大的规模经济，还依赖于独一无二的技术。

公元 105 年，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公元 232 年，中国人发明独轮手推车，比西方早了 1000 年。 诞生于唐朝（公元 618—907 年）的雕版印刷术使书籍得以向各地群众普及。 瓷器的制作也在唐朝得以推广。 公元 1041—1048 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在 1400 年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技术发展势头之迅猛令人吃惊。 根据有关研究，其速度之快堪比欧洲，甚至比欧洲的技术发展速度更快。

中国的发展大约在明朝时期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 明朝时，人口增加了，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增长。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故事很多历史学家把郑和七下西洋的航行定义成一个皇帝的耀武扬威之举。 确实，这个皇帝充满了优越感，但这种描述既不符合常识，也不符合考古事实。

这几次航行肩负着贸易使命，当然，古代中国人说话很委婉，他们说那些船上的珍宝是给外国国王的贡品。 但是， 他们期望通过送出这些“贡品”也能收到回报。最明显的证据是， 朱棣一当上皇帝，马上废除了他父亲朱元璋制定的严苛的进贡和贸易政策。他允许个人经商，放宽了对胡椒和黄金贸易的限制。他打开国门欢迎外国商人，并对他们说：“四海一家亲。”他的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顾问对此备感惶恐，因为他们笃信中国的繁荣只能靠农业来实现。

陈云对于个人的功劳有非常明确的认识。 1982 年 4 月，陈云通过秘书转告 《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 年)》编辑组，文稿的后记中要明确说明他主持中财委期间，几乎所有决定，特别是重大决策， 除他做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外， 都是集体讨论做出的。 他还说明许多重大决策是根据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的，或经过党中央批准的， 绝不能把功劳记在一个人的账上。

与低调对待自己的革命历史和功劳不同， 陈云勇于承担责任和错误。 1961 年 7 月 21 日，陈云在南京向江苏负责人谈他的青浦调查感受时说：“干部缺少自我批评……这些事不能完全怪下面，省、市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我在中央， 我也有错误。” 1977 年 8 月，陈云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时说：“长征之前我搞后勤，遵义会议决议中讲的‘搬家式行动’，我也有责任。” 1980 年，在与胡乔木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陈云说： “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他主张党中央集体把责任承担起来。

陈云还澄清了有关遵义会议的一些问题。他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 但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自向忠发以后， 党在八大之前没有再设过总书记， 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是可以的。

(摘自《党的文献》 修远/文) 这位皇帝下诏：“开放边境贸易以满足国家之需， 并以此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开展贸易。”

印度南部的卡利卡特和印度西部是郑和航行的目的地， 他的到访巩固了中国和这些地区的贸易关系。 他还和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海上的海盗也被他肃清。 因此，朱棣在位期间， 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霸主。

信守儒教的朝廷命官不信任朱棣，朱棣也不信任他们。 他最信任的就是像郑和这样的宦官，士大夫们不声不响地密谋，为得到下一任皇帝的提拔打基础。

朱高炽（朱棣长子）即位后，与一群持传统观点的文人过从甚密，其中包括他的两位老师蹇义和杨荣。 蹇义强调仁政，杨荣则主张限制宦官的权力，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撤回……公元 1424 年九月七日，朱高炽正式登基，颁布第一道诏令： 宝船队必须停止所有航行。

朱高炽只做了 10 个月的皇帝就病重而亡。 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登基做了皇帝，他撤销了父亲下达的第一道诏令。 朱瞻基赞成开展贸易和对外开放， 不同意搞武力征服。 在朱瞻基治下，郑和又继续航行了 10 年，直至 1433 年病逝。

不幸的是， 两年后朱瞻基驾崩， 他的继任者倒向了士大夫一边。 远洋探险和对外贸易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皇帝一怒之下的决定，也不是因为财力不支，而是集权政 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接下来的大明王朝，宦官和士大夫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其激烈程度堪比一场内战。 朝贡贸易崩溃了，许多船只被废弃在港口，逐渐腐坏。 当时，沿海地区的人民仍然可以依靠外贸获利，但朝廷认为这是不合法和危险的。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明朝船队的衰亡是中国开始闭关锁国的标志。 真正导致明朝灭亡的是其脆弱的制度。 朱棣推行的政策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崛起，而他的那些继任者们推行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则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衰落。

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解释道：“这些想改革的人受到重重阻挠，不仅面临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胁，还要处处提防朝廷里的政治阴谋。 在那里，判断一项创新是否可行，看的是它会对权势等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每提出一项创新建议，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每出现一种新事物都会使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慌。 而且，在所有层级的官员中，害怕受到训斥（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的心理压倒了对获得奖赏的期望。”根据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情况属于典型的制度停滞。

利益集团之一的士大夫阶层千方百计怂恿明朝皇帝停止海外贸易， 并在这场短期博弈中获胜。他们肯定认为他们提出的自给自足政策是明智的，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主观臆断式的宗教虔诚———重农轻商。 我们还看到，1436 年的海上贸易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士大夫们被仁政思想蒙蔽了双眼，看不到商业是财富的源泉。

（摘自《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 蒂姆·凯恩 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古代中国的发展大约在明朝时期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 人口增加了，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增长。 当 15 世纪中国的人均收入处于低迷状态时，西欧的生产率却在缓慢而平稳地上升。 到 19 世纪初，欧洲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两倍。此时发生的工业革命又使这个差距越拉越大，呈几何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