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城审判：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
近乎直白的揭露有学者研究发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 28 名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与细菌战罪行存在关联，甚至直接参与其中；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至少有 6 人明知日本的细菌战罪行， 却对此保持了沉默，因而很怀疑“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阴谋”。
很明显，当时有能力策划和操控这场阴谋的，只能是事实上主导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
面对美国政府以免于起诉换取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隐秘计划，中国和苏联政府虽曾尝试对抗，但显然都不成功。
陈毅在评价淮海战役后勤保障时曾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而在辽沈战役中，东北大地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使解放军在机动性上可以同国民党军队一较高低，为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抢运兵员和物资抗战胜利后， 中共为长远计，派出 10 万大军、2 万多名干部进人东北。 同时，国民党部队也通过空运、海运向东北地区挺进。双方在东北形成了解放区和国统区两个区域。
1948 年 8 月下旬，东北大地已是一片山雨欲来之势，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紧急命令： 在最短时间内、最秘密情况下，把在东线四平以北的东丰、大兴镇、西安（注：今为辽源市的一个区）、 烟筒山一带的三纵、炮纵、二纵 5 师和六纵17 师， 迅速运送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等地区。 同时还要从哈尔滨、 齐齐哈尔等地运 2000万斤粮食和作战物资到前线；要从后方向吉林、 四平运送 19 个独立团以堵截和包围长春守敌；要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第一纵队机动运输用。接令后，东北铁路总局迅速调集车辆， 共计集中车辆 1224辆。
当时， 蒋介石判断东北野战军东线主力意图为南攻沈阳或北打长春，并已经做出了针对性部署。而解放军的真实意图却是“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首先“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然后“关门打狗”全歼东北的国民党军。为达成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 最秘密情况下将部队运送到指定位置。
9 月 12 日， 辽沈战役正式打响，大规模军运也同时展开。为使军列不被敌机发现，多在夜间发车，采用无灯火作业。坦克、炮车用平板车运输，并用树枝、柴草等严密伪装，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一改东京审判时的被动情势，在伯力城审判中，对美国的阴谋进行了近乎直白的揭露。 比如，在“国家公诉人演词”里面特别提及，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曾收到过南京市法院检察官书面报告，“这一充分揭破日本当权集团方面在试验细菌武器时用活人来进行万恶实验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肯南。 但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力求妨碍揭露日本军阀骇人听闻的罪行， 所以，这些材料最终并没有提交给国际法庭”， 将强烈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美国。
此外，苏联在伯力城审判进行过程中， 不仅采用公开审判形式，准许一些民众到场参观，更借用塔斯社等媒体向全世界发布相关消息。 而在审判完成后，又很快将审 由铁道纵队派兵押运；运送兵员的列车全用棚车，发车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的身影，也听不到部队的声音；沿途各车站、桥梁由铁道纵队派兵警戒，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送的是什么。
至 9 月 21 日止， 九天时间内共运送 64 车军列， 近十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抵达辽西前线。 锦州的义县被攻克时，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人员惊奇地问，你们攻打义县时，我们都不知道贵军是从哪上来的。战役中的协调与抢修很快，国民党军队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意图， 派出大批飞机，昼夜轰炸解放军的铁路。
大轰炸给铁路运输造成严重干扰，沿途大量铁路、桥梁遭破坏， 其中 10 月 2 号刚修好的柳河大桥 5 日再次被炸，钢梁脱落，导致西阜新的伤病员列车无法后送， 约 30 余辆南下列车无法运行。
为扭转这种局面，铁路总局与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确定了新的运输次序，即以部队、弹药、汽油为先，其他次之。 同时，为保证安全，规定每个列车所挂弹药车不得超过 5节，汽油车不得超过 2 节。 政治部、后勤部机关人员和所有后方支前的民工，均在郑家屯下车，徒步赶往前线，只允许作战部队、军火和被服列车通过郑家屯开往前线。 同时，总局、分局领导全部深入一线，组织抢修，及时疏散停留车辆。
在这期间， 有数千名东北铁路工人冒着枪林弹雨参与军运， 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这些铁路工人在战役后并没有立即休息。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8 年 11 月上旬， 沈阳至山海关线开通后，他们开着火车，拉着器材跟随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进关，投入新的铁路运输工作。
（摘自《看历史》 潘前芝/文） 判资料汇编成书， 并翻译中、 日、英、德等多国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中国的反应伯力城审判期间，中国最主要的官方报纸———《新华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并往往花费大量篇幅予以赞扬，甚至请曾经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达中国人民对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极大愤慨。
不言而喻，这些报道本身即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 客观上，通过这些报道宣传，不仅将昔日侵华日军的细菌战罪行传遍中华大地， 激起亿万人民的公愤，更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争的态度向全世界作了郑重宣示。
另外， 在毛泽东访苏期间，苏方主动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战犯到中国， 交由中国政府审判。1950 年 7 月 19 日，苏联将 969名日本战犯正式移交中国，关押于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 年 6 月，最高人 民法院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先后对武步六藏、古海忠之、斋藤美夫等 45 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由此拉开新中国公开审判战犯的序幕。 这一系列战犯审判活动明显受到伯力城审判的深刻影响。
细菌战战犯的结局伯力城审判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力主导下，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了日军当年进行活体试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并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等 12 名被告 2 至 25 年的禁闭刑期， 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
1949 年底的苏联伯力城细菌战犯审判， 与纽伦堡审判 （19451946）和东京审判（1946-1948）一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系列战犯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审判尤其针对东京审判严重遗漏的日军细菌战罪行，进行了集中而公开的审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公开审判。
根据伯力城受审战犯三友一男回忆，1949 年底接到伯力城审判的判决书后，被告们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进行抗告， 最终被驳回，仍然维持了原判。
1953 年后，日本与苏联不断进行交涉，促其遣返被俘人员。 经过多次艰难交涉，1956 年， 羁押日俘被大规模遣返。
（摘自《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 孙家红/著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