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替蒋介石背黑锅最多的人

1933 年，长城抗战以中国军队失利告终。 随后，日军进逼华北，平津危急。 国民政府派遣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出面协调。 黄郛在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密谈之后， 达成妥协方案，与日人签订《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被视为国耻，故黄郛顿时成为举国舆论抨击的对象，激愤者视之为 “汉奸”， 欲杀之而后快。1936 年 12 月， 黄郛在上海病逝后，国民政府却先后两次予以特别表彰。

国人皆欲杀之，而当局反欲褒之。 对于此种反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 有着极深刻、到位的理解。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央政府曾一再电令黄、何（应钦），须于签订任何协定前将条件送请中央核准；然黄氏等断然不受此令，仅于签字后通知政府。 此 中当有情由，不难想见。”

所谓 “此中当有情由”， 简言之，乃是在黄郛的角度，一方面既深知南京政府当日为应付舆论，安抚国人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谈话中势不能不对日强硬； 另一方面，又深知弱国无外交，故汪精卫私下已有指示，“除签字与承认伪 （满洲）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它皆可签应”。

1934 年，黄郛又委派代表与日方签订了华北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 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再一次激起民众口诛笔伐。

其实， 作为蒋介石的盟弟，黄郛与蒋介石有过为国事 “共尝艰苦”之盟约。 早在 1928 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时，蒋介石即已央其牺牲个人之荣辱， 负责对日谈判———蒋介石当日身为北伐统帅， 为战事之顺利，势不能对日强硬扩大冲突；为应付舆论，又不能对日示弱，黄郛遂出面替其承担了“亲日和议”的骂名。 1934 年 8 月，接受《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黄郛曾略吐内心苦楚：

“这一年的经过， 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 对外未曾做了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 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 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 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 ……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 ……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 （摘自《人生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