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下回分解”成追忆

9 月 11 日下午 3 点 30 分，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因心脏衰竭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享年84 岁。

2011 年年初他曾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他总结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字：熬。 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曾想当医生我家是世家， 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种氛围的熏陶。

我生在天津， 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 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 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 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起码不受风吹日晒。 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 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对这门艺术也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说 评书的、唱大鼓的，他们每次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也在不断地学习，她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像《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五虎平西》 等书，我都做过详细记录，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都是书。

第二年， 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 如果我没记错， 我是 1955 年到的鞍山， 1956 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 1957 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44 岁重返舞台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 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 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 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1976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 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 那年，我 44 岁，重返舞台。

满嘴都是假牙因为落实政策的事， 一直迟迟不能解决。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出了问题，几乎说不出话来，吃了很多治嗓子的药也不见功效。 后来动了三次手术，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几颗后，牙就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颗牙就得换个牙套， 得适应很长时间，刚合适了， 别的牙又开始松动了，又得去拔牙换新牙套，作为一个评书演员， 主要靠的是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 到了 1984 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的假牙。

满口假牙安好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上牙龈肿了，还化了脓，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甚至连热水都不敢喝，可是演出的日期又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 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在自己家中录书到 1994 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 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 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二来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 毯，麦克风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 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中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 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 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 早上起来满天星斗， 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 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最崇拜英雄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 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 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 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 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摘自《新京报》9.12 武云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