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1973 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 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 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
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 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毛泽东复信并寄钱
1973 年 4 月 25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 读了由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毛泽东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甚多， 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 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 300 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 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斗胆上书毛主席李庆霖为何要斗胆上书毛主席呢？ 起因是这样的：1968 年 12 月 22日，《人民日报》 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 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口粮每月 18 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几个月就停了。 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 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 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作为 危重病人。 面对产妇大出血、胎儿窒息等危急情况，他也要参与处置和抢救，甚至连静脉穿刺、打吊针这些护士的工作也要做，术后病人的管理同样不能落下。 沈阿利的工作量比国内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异国他乡苦中作乐援非医疗队的医生每人有一套专属白大褂———左侧胸前印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下方用英文写着“中国医疗援助”。 在医院里，穿着这身衣服的中国医生总能看到病人朝他们竖起大拇指。 脱下白大褂走上街头，同样能感受到当地人的尊敬。 每次一上街，总有人笑着朝沈阿利喊 “西里瓦”， 意思是 “中国”， 有些人甚至会走上前来主动拥抱。 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 几年过去了， 儿子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 出于无奈， 李庆霖决定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改变知青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李庆霖的信，对当年知青生存境况的改善是有好处的。 他也因此成了知青和知青家长心目中神圣的人物。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 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四人帮”在李庆霖身上大做文章。 把他与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并称“北张南李”，树他们为“反潮流”的典型。
1976 年春的一天， 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 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 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 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 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后， “四人帮” 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被视为 “四人帮” 的 “小爬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由于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良好，于 1994 年 3 月提前出狱。 2004 年 2月，李庆霖因病去世，享年 73 岁。 他的墓碑上， 镌刻着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信。
（摘自《名人传记》 张宬/文） 《他们影响中国》郑雄/著上海辞书出版社
由于当地是热带沙漠气候，大米需要进口，而市场上买到的米让中国人很难接受。“发黄、发硬，一看就是存放时间长了。”作为厨师，沈阿利的叔叔沈红星的苦恼之一就是在当地买的米连粥都没法煮，因为“煮完了，水还是水，米还是米，根本成不了粥”。
当地人不吃淡水鱼， 沈红星听说后，借来一张网，每到周末就带着休班的医生们一起去网鱼， 轻轻松松就能捞到两三百斤， 医疗队的伙食因此改善了好一阵儿。
三代人的“接力赛” 2015 年，沈阿利出国前的一个月，87 岁的沈冬升因患骨癌不幸离世。 在沈冬升那个年代，能出国的人相当少，更何况像沈冬升一样带着国家赋予的使命。 这份使命始自 1963 年 4 月 6 日，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中国政府应邀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 主要成员来自湖北省各大医院。
从另一个角度看， 去阿尔
7 月 25 日，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如假期的每一天，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 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他羞涩地说，自己要“回到大山，改变大山”。可他私下又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怎么改变”。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大的样子， 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 和崔少扬同级的老乡曲小薇， 空闲时间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 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她更“敏感”的时刻在别处：比如 Word、Excel 都不会，险些挂掉计算机课； 或者是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好心选了门“最容易拿高分”的“论语孟子故事”，期末考试就是默写《孟子》，她险些不及格， 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以为你会背。我们都背过的。”
崔少扬老乡、 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也曾为英语困扰。头两年的考试，一般人拿 90 多分， 他得 80 分就拼尽全力。直到大四，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 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 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 还是 “很紧张， 觉得自己很差”。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邓风华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入学时加入了很多社团，比如象棋社。 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水平也不错，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 平时交流棋谱，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也插不上话。 及利亚参加援助工作，似乎也成了沈家的一项家族传统。 沈阿利的叔叔沈红星是整个家族加入援非医疗队的第二人。
1987 年，经过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考察， 沈红星被选为随队厨师，去往阿尔及利亚。 此后将近 30年的时间里， 沈红星一共去了 5次，最后一次因为中途生病，不得不提前回国接受治疗，他的援非时长最终定格在 9 年。
沈红星清楚地记得，前 3 次去的时候当地没有电话，医疗队员每个月只能写一封信寄给家里，3 页纸他写得满满当当。 第四次去的时候，医院里有了电话，但规定每人每月只有 3 分钟的通话时间。 打电话时， 院方会派专人在旁边掐表，时间一到要准时挂断。
最近，湖北省卫计委正在组建第 26 批援非医疗队， 沈阿利听说后，立马提交了报名表。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作为新一批医疗队成员，再度踏上非洲大陆。
（摘自《环球人物》 祖一飞/文） 尽可能缩小差距在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看来，差距客观存在，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 比如近几年，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教授、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聊天、吃饭。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第一次去了福建，第一次到了日本，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第一次谈成了合作———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每周聚餐，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 4 点学生都在睡觉， 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 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 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农村学生流向特点鲜明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 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 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 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 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 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 再给村里装上路灯。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 (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摘自《中国青年报》 程盟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