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事关生死的三次“对谈”
民主革命时期三次“重要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甲申对” 1944 年 3 月，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后期， 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郭沫若撰写的纪念明朝和大顺王朝灭亡三百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在延安的毛泽东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是年 11 月，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 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姑且称之为“甲申对”。
“窑洞对” 1945 年 7 月初，党的七大刚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 6 位先 生访问延安。 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 2000 人发展到 5 万人的巨大变化。 在 5 天考察期间，中共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 3次会谈。
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 “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稍作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能跳出这 “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赶考对”怎样才能防治腐败？毛泽东的上述两次对谈实际上给出了答案。 一条是兢兢业业、永不骄傲；一条是民主新路、民督政府。这两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教 育自律和制度他律两个方面。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这两个思想的发展就是 1949 年 3 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强调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两个务必”，可视为两次对谈内容的提升。
在党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 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段对话，被人们誉为“赶考对”。“重要对谈”揭示了什么无论是与郭沫若的 “甲申对”还是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次对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即如何防治腐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为什么李自成农民军亡得这样快？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腐败。 他的大多数将领贪图享乐， 奢靡成风，
钱复自幼受胡适、 傅斯年等人亲炙勉励，学贯中西。他与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等都有工作关系， 马英九是他一手栽培的学生。 他是中国台湾地区风云人物， 对两岸交流作过很多贡献。 无心打仗。 吴三桂带着清军进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立刻溃不成军。“窑洞对”将这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历史现象，上升为“周期率”。 黄炎培将问题提得尖锐，毛泽东回答得非常正确。
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甲申对”和“窑洞对”时，毛泽东思考了这个问题。“窑洞对”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以上“三对”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坚持了“三对”思想。 为了使国家经济社会的建设健康发展，作为领导国家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时从严治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精神。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立党建国之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之根，是中华民族奋发崛起和伟大复兴之要。
（摘自《北京日报》 石仲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