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上缴礼品拍卖有门道
2018 年 11 月 3 日， 武汉市公务人员上缴礼品专场拍卖会在武汉市民之家举行。 图为拍卖现场。
“3000 元。”拍卖师刚喊价，台下就有近 20 名竞拍者同时举牌，有一位女士直接喊到了 5000 元，接着又被追加到了 6000 元、7000 元……最终，一台未拆封的 256GiPhoneX 手机以 7600 元成交，比正规市场价略低几百元。
这部 iPhoneX 手机有些特殊，它是武汉一名公务员收受的礼品，上缴到单位后，武汉市纪委、财政局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组织了统一拍卖。自 2016 年 11 月开始，武汉市已举办了 5场公务员上缴礼品拍卖会。武汉之外，上海、深圳以及河南近年也组织过类似的拍卖。购物卡、名烟名酒、文玩字画……透过拍卖会可以看出，哪些礼品是官场往来的“常客”。
“常客”香烟没有出现武汉公务员上缴礼品的拍卖由两家拍卖公司负责，分别是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和湖北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他们对拍卖品按门类进行梳理时， 发现购物卡的数量最多， 武汉最近一次举行的拍卖会上，购物卡的数量就达到 700张。 其次是名酒，再往后就是金银首饰、文玩字画、电子产品、生活用品。
酒类礼品以茅台和五粮液为主，2018 年 11 月举办的武汉上缴礼品拍卖会上，6 瓶十五年茅台酒以 9000 元起拍， 最终 24000 元成交。 2017 年 4 月的拍卖会上，两瓶五十年茅台一共 7800 元起拍，拍得16400 元。
“这些种类基本上反映了官员收送礼品的喜好。”湖北省纪委干部何风（化名）分析道。
拍卖会上最常见的几种礼品，也和落马贪官的受贿情况大致相符，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张德友就大量收受高档烟酒、 手机、购物卡，仅查获其收受的年份茅台酒就多达几十箱， 价值上百万元。 张德友觉得与“收钱”相比，“收物”更容易打上礼尚往来的幌子，也似乎更加安全。
稍显反常的是，在武汉 5 场拍卖会上，礼品中的“常客”香烟没有出现。
其实在公务员实际上缴的礼品中，名烟并不少。 恒源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成辉告诉记者， 据他们盘点，武汉公务员上缴的烟草品牌以“中华”“黄鹤楼 1916”为主，后者超过70%。湖北本土的“黄鹤楼 1916”是武汉官场的常见礼品， 一条售价在1000 元左右，有软硬包装、粗细支之分，有些类型的价格还要更高。
武汉市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对“没有香烟”的解释是，香烟属国家专卖品，不能参与拍卖。 为了处理香烟，财政局会邀请烟草公司鉴定价格，“确定没问题的，烟草公司开一个回购价，把这些收回。”有的香烟时间过长受潮了，就进行销毁处理。 高档手表遇冷“名表和金条的数量在礼品中有变少的趋势。”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利娟介绍，前几次 拍卖会上，高档手表和金条的数量都有数十个，最近一次拍卖会就只有一块表和一根金条了。
在何风看来， 高档手表在官场礼品中遇冷，“表哥” 事件是个重要转折点，2012 年 8 月， 陕西官员杨达才多次佩戴不同名表出现在公众场合，而后落马，此事过后，佩戴名表的官员明显少了。
让诚信拍卖公司总经理夏利娟更觉得意外的是，公务员上缴的礼品中，有不少假货。 一对博纳情侣表被鉴定为假货后， 就以 50 元起拍，最后还拍出了 1700 元。 一块高仿的劳力士表，起拍价定在 1000元， 成交价是 2000 元。“鉴定为假的，就定个假货的起拍价，但我们也不会直接说是假的。”
字画礼品中的赝品就更多。 作家贾平凹的书法仿品、书法家沈鹏的仿作，都以 100 元或无底价起拍。夏利娟的印象中，名家手笔被鉴定为真的寥寥可数。
成辉介绍， 他们去市直机关揽收时发现一个现象，投资、城建和金融等领域的国企是所有单位中上缴礼品最多的， 局委办上缴的反而很 少。
这一点， 夏利娟的印象更直接，据其介绍，武汉市已举行的 5场拍卖会中，有一场干脆就是湖北中烟的专场，这家大型国企因收缴的礼品太多，就直接联系了拍卖公司。 那次拍卖的礼品达到 500 组，是所有拍卖场次中规模最大的一场。 拍品包括一根 4.76 万元起拍的金条，一块标注价为 6 万多元的劳力士手表，以及 2 瓶五十年茅台酒等。
尽量不流拍夏利娟实际操作后发现，“公务员礼品”的委托方并不太追求拍卖的价格，而更注重程序的公正和竞拍的参与度，不少市场价值几万的奢侈品包起拍价定为一两千，一些字画甚至无底价起拍。
两家拍卖公司均向记者表示，委托方的诉求很简单：尽量不要流拍。
武汉最近一次拍卖会上仅有两件物品流拍，是一件男士短袖衬衣和一件男士长袖衬衣，起拍价都是 300 元，但无一人竞价。
出于满足“不流拍”的诉求，起拍价一般不会定得很高，包括赝品在内，有些“明显没有人会要”的东西， 拍卖公司会将其打包捆绑拍卖，和成色较好的同类商品编为一组，而起拍价中几乎不包含这些物品的价值。
这么做是为了“销号”。 只要拍卖出去， 物品就能从登记册上抹去，如果流拍，物品返还给单位，再来处理就比较“麻烦”。
（摘自 《南方周末》11.22张笛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