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经的“东方谍都”
美国牵头的“七国情报小组”二战期间，香港曾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并称“三大谍都”。 中日之间、国共之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情报战，都把香港作为一个重要战场。二战结束，里斯本与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也随之消失，香港却因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缘环境，继续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
据香港特区《大公报》报道，香港是七八百万人口的国际化都市，对美国政府而言，香港地区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第一，信息发达，出入境比较方便；第二，靠近中国内地，有地缘便利；第三，人员繁杂，便于隐藏和伪装。 因此，从二战结束后直到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美国都把香港作为重要的情报枢纽城市。
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内，至少有 15 名人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特工。 中情局的香港分站就在美国驻港领事馆内。 美国驻港领事馆是其在世界各地所有领事馆中人员最多的一个。 据美国政治杂志《地缘指导》披露，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派人员常年保持在 300 人以上，大量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下，除收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 一个
中环的摩天大厦，兰桂坊的夜夜笙歌，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辉煌———在“东方之珠”的光芒下，香港地区还曾有个别称———“东方谍都”。 当年在中环至金钟的各国驻港领事馆出入的人员，混迹于“老外圈子”的人士，有很多都是身负使命的间谍。
著名的例子是， 香港回归前破获的一起间谍案，主犯约瑟夫·陈就是利用美国驻港领事馆空军上校联络官的身份，以香港为跳板收集情报。
前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在任时， 每月都有美国官方及半官方的部门和组织非公开到港活动。 这些部门和组织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国际开发署等。 同时， 美国在香港地区还不定期举行驻港七国领事会议，通报美中活动，协调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和行动。 该会议被称为“七国情报小组”， 开会地点一度设在港岛中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
据香港特区《新报》国际新闻版专栏作家林风介绍， 每个国家的驻外领事馆一般都会设置情报部门，在香港地区的外国领事馆也不例外。 据他观察， 在港负责收集情报的外交人员每周都要撰写报告，然后发回本国汇报。 因此这些人要不停地针对一些热点时事， 寻找相关人士面谈， 分析局势。 由于大部分外国驻港领事馆均在中环或金钟，所以金钟某五星级酒店大堂的啡啡厅就成为领事馆人员和香港地区政商界人士交换意见的热门场所。 林风表示， 外国驻港领事平日除了约见香港政坛或学界人士之外， 也会主动出席一些公开的研讨会， 聆听
学者的意见。 他曾看到某国领事在活动结束后，“左手拿着录音机，右手拿着列有问题的纸张，走上台询问演讲者的看法”。
多年来，美国特工在香港地区的行动谨慎、隐秘，很难被媒体捕捉到。 但若比起英国情报机构在港的多年苦心经营和精心部署，还是略逊一筹。
港英政治部间谍苦学茶艺
夹在中英之间的香港地区，历来是情报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 熟悉昔日特工在香港地区活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香港地区从前是个“情报中转站”。 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自由商贸环境下容易设立国际商行，方便掩护收集情报；而且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人理所当然会在港活动，所以世界多国都曾派员在港收集情报。
在英国管治香港地区的年代，英国军情 6 处（MI6）曾经在小西湾设置无线电监控中心，负责监听情报。 后来，小西湾的监控中心转移到舂坎角。 从 1949 年开始直到1997 年香港回归之前，中英之间的情报博弈都绕不开一个神秘的老牌英国情报机构———港英政治部。 其雏形初成于 1934 年，1946 年被纳入香港警队架构中，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察总队， 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 但实际上直接隶属于英国军情5 处（MI5），主要负责情报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港英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情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包括文职人员在内， 港英政治部最多时曾有 1200 名雇员。
港英政治部收集情报的能力比较强， 其窃听手段主要有三种。 据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的化名为“罗亚” 的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 一是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房截取通话信息， 这种方法须得到电信公司的配合。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方法后来很少用到； 二是设法进入目标建筑， 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备， 再在该建筑附近安装收听站，接收信号；第三种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 在与目标邻近的楼宇钻洞破墙， 在墙内植入微型收音器， 直接接收信号。 港英政治部的这些窃听手段， 被香港情报圈子的“各路神仙”竞相模仿。
港英政治部获取情报， 通常通过间谍刺探、 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运作这三种方式来完成。 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 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作掩护。 “领事馆三秘”是比较常用的掩护身份，便于出入上流社会， 结交各方人士。 一位曾以英国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港英政治部特工回忆说，为了融入香港，他们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 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 这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摘自《检察风云》 李伟/文）